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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想当中传播的途径是分层、分阶段、分受众的。短平快也可以，短视频也可以，一下子调起你的小兴趣，比如哲学、历史、文学小故事都OK，先把你吸引进门，然后再上音频。音频是传统和新时代当中能够结合得很好的渠道。比如播客已经十几年长盛不衰，而论坛在哪里？我还在坚守论坛，我知道论坛非常小众。博客在哪里？天涯、西祠胡同在哪里？播客长盛不衰，这个就很有意思。播客可以碎片化收听，比如洗碗的时候听，我是健身的时候听，也可以聚精会神地听，非常有弹性。今天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媒介意识，甚至说得夸张一点你做网红没问题，但是你要考虑如何做，是不是还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一种初心。你只不过在实验各种各样的新的传播手段，背后还是要有你的坚守、追求。

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到，最失败的就是“既要又要”，你守住学术阵地本身就是很好的选择。可一旦要成为知识分子——这里要明确，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是面向公众、要进入公共空间的——那就要和时代和解，用公众所愿意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来重塑你自己的知识启蒙。不要觉得大众永远是愚昧的，自己是先知先觉的，别人是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抱着这种心态，结果一定会像吴宓和梅光迪一样失败。

　　两天后，在村头文化广场上，村民们举着手机，扫码观看自己感兴趣的AI普法情景剧。孩子们围着大人，好奇地盯着屏幕。老人们则边看边点头，不时讨论。实践团成员耐心解答疑问，法治观念悄然入人心。

　　李林之名，是华侨爱国精神的不朽丰碑；她横枪跃马的冲锋之姿，也是万千海外儿女面对国难，挺身而出、共赴危亡的永恒象征。在她身后，那些毁家纾难的倾囊捐助，那些奔赴战火的慷慨悲歌，那些曲折暗流中坚持团结抗战的海外声援……同样有着让人心潮澎湃的不朽。

　　1939年8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听取邓发汇报后，指示把在新疆的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尽快送回延安”。1940年2月，周恩来第二次路过时，又特意嘱咐陈潭秋：“将党支部改成学委会，继续起战斗堡垒作用。”

　　1938年夏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保盟转到重庆以前，从欧美加澳和东南亚征集的援救物资，通过香港“联合行”密运延安等敌后战场。仅给“国际和平医院”的卡车就有30余辆，港澳和海外捐款约500万美元(以购买力计算约相当于现在2亿美元)，捐赠物资、医疗器械、药品120余吨(平均每月送出3吨)……保盟还引介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华参加抗战。

　　今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暨“中越人文交流年”。75年来，中越关系从“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互助、团结合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