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图书馆、图书市集、城市书房都成为书香的栖息地，年轻人除了灵活选择阅读场景，还拥抱着多样化的阅读形式。无论是电子书、有声读物还是视频讲书，都成为他们汲取知识的途径。
中国—东盟经贸中心致力于帮助企业拓展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该中心运营公司党支部书记覃子新表示，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项目融资，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产业投资，再到从跨境金融结算的便利化探索——东盟市场的每一个领域，都蕴藏着金融与实体融合的可能性。同时，区域内汇率波动的应对、法律体系的差异、项目风险的评估等挑战，仍需要全球金融智慧共同破解。
中国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全球经济贡献了创新动能。中国通过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提供了保障。国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动力和确定性。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与体育宣传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高端智库骨干专家、广州体育学院教授曾文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体育具有较强的杠杆效应，以体育赛事表演为杠杆，能撬动城市基建、旅游、文化等，激活体育消费热情，推动体育产业能级提升，而这个杠杆的原动力主要是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
至于忽必烈由西向东攻宋，与以往北方征服南方的路径很不一样的问题，其实，由西而东统一天下，汉武帝经营西南夷以图南越的事例就有相似之处。《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苦心经营西南夷以图南越国的战略，就是先行据有西南之地而后再攻两广，所称“制越一奇也”，即指控制南越的奇路。虽南宋时代去西汉时代悬隔辽远，当今天再仔细审读南宋人当时针对蒙古存有所谓“斡腹”之谋的种种隐忧时，总会让人印象深刻地感觉到它们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历史联系。
“这份文化引力，随时光延伸至更广阔的华人世界。”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夏冬波认为，包公形象随时代“层累地”丰富，其文化影响力早已超越时空——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包公之名便随船队远播，史籍中“虽海外杂国莫不知其名而敬慕之”的记载，见证其早期的跨文化传播。
另一方面文献倾向性叙述立场又与蒙元时代现实政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有两方面特别值得留意：一是蒙古帝国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窝阔台时代的史事及其后裔的历史，就需要批判性地理解和思考；二是蒙古帝国分裂崩解之后，不同地域出现的史料必定带有其自身特色，由此会出现叙述上的差别。国内外蒙古史学界已意识到这种具有倾向性的叙述立场所造成的问题。如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就说，大部分文献出自波斯和汉地定居社会历史学家之手，他们普遍浸淫着正统观念，会强调拖雷系的正统地位。因此，当引入汉文文献或波斯文文献讨论时均应作反思性的理解。
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我们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