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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列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4]等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此后，从《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全面论述，到《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中国特点和战争历史等为观照对战略问题展开的系统分析，我们党在总结教训、研究历史、分析态势中，探索形成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和战术打法。各地紧密结合敌我实际情形，在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下，自主灵活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局部战略，有的放矢、发挥优势，做好布局谋篇和落子作眼等精细文章，不断增强谋划与实施契合的精度、原则和方法协同的效度，逐步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推动抗日战争在战略战术和指挥运用等层面取得点面开花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战略策略的得当推进，也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中提出，“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决策，我们才能胜利。”[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战略战术的集成联动，需要政策举措的聚实增效。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战略演进和政策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方法和智慧，深刻领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蕴含的要义和旨归。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创作于抗战时期，但在池浚看来，这首歌传唱至今，也串起了胜利后的80年，有开启新篇章，走向民族复兴的意义。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胜利，开创了新中国，也正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强国伟业的新征程。

　　1937年起，中国共产党从“新兵营”、延安及留苏归国干部中抽调130余人，分赴新疆行政、财政、文教等领域工作。“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耿铎文说，他们立足岗位改良政治、革除积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极大地推进了新疆各民族平等团结及经济社会发展，扩大了共产党在新疆的影响，播撒了革命火种。

　　1994年，64岁的刘世钺从工作了40余年的岗位上离休后，总想着能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此后的28年里，刘世钺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累计义务接诊超3万人次。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是党员，必须站出来。”五原县司法局塔尔湖司法所所长张建东，用25年基层坚守践行着这句承诺。从接手基础薄弱的司法所，到将其打造成自治区“规范化司法所示范点”，他用实干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这一场伟大胜利，这一段在血与火中凝结的友谊，让来自法国的贝石涛，感动着也自豪着。他的父亲贝熙叶医生，曾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的抗日根据地。

　　欧洲华商会会长傅旭敏与其弟弟、比利时浙江籍侨团联盟主席傅旭海一同受邀观礼。作为荷兰华侨代表，傅旭敏凝视着受阅部队的飒爽英姿，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