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双方是相互拯救，你从年轻人那里学到很多你所不知道的知识，你所不了解的时代。今天很多人，特别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整天讨论养生，以后要不要进养老院，我听了就烦。最好的养生是和年轻人在一起，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是什么年龄的人。如果你找不到，你和猫、和狗在一起，也会让你年轻，让你治愈，因为它们永远像小孩子一样给你带来很大的情绪价值。这就是一种相互拯救。我不想谈大道理，但是今天“爹味”何其多也，老一辈真的要自我警惕。
扎帕罗夫总统曾多次到访中国，在天津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后，还将前往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
我在想很多东西是一个循环，包括师生关系。我现在很怀念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他没有给我上过课。我们那个时候每个星期去他家，也不用约，去了推门进去，他家门都是开着的。来了就聊，聊各种文学史、各种典故、各种人物，到点就一起吃饭。这种关系很真实，也是一种言传身教。我们对老师佩服得不得了。今天做老师首先要做一个人，这是我老师讲的一句话，“做人第一，学问第二”。形象、气质、操守、节操、价值观、做人、趣味、阅历、眼光都是知识的一部分。
比如经济学家研究非常专业的经济问题，而今天有的卖课的经济学家非常有影响力，他把经济学切成一个一个日常生活的案例。这有用吗？有用。好玩吗？好玩。但是它完整吗？它是全部的真相吗？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故事会经济学”，经济学变成了讲故事。而且在故事当中，他好像和他的读者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他好像是一种新的知识共同体，变成了为读者提供情绪价值，变成了理财顾问。这个也是一种身份的转换，这里面整个架构悄悄地就转变了。
许纪霖： 先讲个人选择，在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差异上我做过研究，我除了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以外，我还特别喜欢观察城市。上海和北京刚好是可以比较的空间。除了法国（法国巴黎独大），其他大部分的大国都有“双城记”。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我在书里面专门有一篇讲魔都和帝都，当然我是以特定的角度讲知识分子的不同。
第一条 为了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程衍樑： 这十几年来许老师做了很多关于年轻人的研究，尤其是与后浪的对话。在这样一个年代，请二位谈一谈在网红化的时代，知识分子如果试图和更加年轻的新一代完成对话，从你们经验来讲，如何完成这种对话？以及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和所谓知识分子群体发生联系的出发点在哪里？今天很多人觉得知识分子已经变成非常遥远、虚妄的词汇，专家变成了“砖家”，来谈一谈对这件事的看法吧。
托卡耶夫说：“尊敬的习近平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我们全力支持贵国担任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并积极参与推动本组织日程中的广泛议题。我还想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您的亲自支持下，我们哈中关系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