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九一八事变的结局自然没有因为宇垣一成此番对蒋作宾的表态而有所改变，对此，蒋作宾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宇垣一成“亦无制止能力，如林铣十郎，即为朝鲜驻军司令，在其指挥之下，擅自开动，亦莫可如何”。蒋作宾此说未必没有道理，毕竟宇垣一成被认为是日本陆军中的温和派“大佬”。不过，即便九一八事变或许是出自关东军的“独走”，但宇垣一成在九一八事变中事实上充当了关东军的共犯。在根本上，正如学者黄道炫所说，“观察战争爆发，不能简单以日本政府的表态为准，已经无法束缚军人的日本政府，既为军人的鲁莽担忧，内心又不无为他们的大胆庆幸和自豪之意”。不过，对于身为外交官的蒋作宾而言，当时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当前文创经济最令人担忧的，是创新力不足与短视思维。一旦某类产品走红，仿制品迅速席卷市场，“流水线式复制”导致产品高度同质化。一个新鲜的文创刚刚横空出世，要不了几天模仿产品就开始在流水线上狂奔，到了消费者眼前就变成了到处都是“同款”，不管是走到什么博物馆的文创商店，都有似曾相识之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步一步在军事、政治上蚕食中国，全体中国人民也一步一步认识到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开始由此前的“一盘散沙”走向团结与统一。本文以个人日记、报纸等史料为中心，一定程度上还原中华民族英勇抗战、走向一致的过程。叙述时段自1931年9月18日开始，止于9月26日（1931年的中秋节）。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于9月18日深夜，大多数人最早知道其发生已经是9月19日了，因此大多数史料是从9月19日开始。
作为科班出身的康复治疗师，汪唯一为老人带来了专业化的康复理念。在她的办公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沓资料，里头全是老人的健康档案。每个老人入院时都有一份详细的康复档案和评估量表，包括失能状况评估、偏瘫评估、步行功能评估等，能掌握老人的基础状态。经过一段时间的照护和康复，老人会再接受一次评估，实现“一人一策”的精细化服务。针对老人的身体状况，她还会帮助他们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老人从训练到康复的过程遵循着人的生长规律，好比一个婴儿从躺、坐，到站立再到行走一样，需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付出时间和极大的耐心。”
王一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一新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青海将西宁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视为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工程；甘肃认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工程是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有力注脚；西安和乌鲁木齐都表示，咸阳机场、天山机场的改扩建工程，能助力西安、乌鲁木齐打造“一带一路”核心枢纽。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魏锋早已深陷“债务危机”。前些年，魏锋因帮助他人担保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欠下了大额债务。“除了思想防线失守，这也是魏锋一步步滑向深渊的重要原因。”代振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