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香港从1941年底至1945年8月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然而大量史实证明，香港的抗战历史并不仅仅是这3年又8个月。在全民族抗战中，香港不仅是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也是国际援助的关键通道。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名誉兼职教授曹二宝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认为，香港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独特作用。
未来的教育会是怎么样的？未来的大学是什么样？未来的老师和学生怎么样？未来我们怎么做老师，怎么做学生？我觉得学生要更重视一点过程。老师还要坚守过程，但这个过程要重新反思一下。你如果在课上像原来那样照本宣科、长篇大论，那学生肯定不买账。你课上一定要有亮点，你要照顾到他们关注的“点”，还要考虑他们的情绪价值。
1939年8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听取邓发汇报后，指示把在新疆的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尽快送回延安”。1940年2月，周恩来第二次路过时，又特意嘱咐陈潭秋：“将党支部改成学委会，继续起战斗堡垒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1年，苏联90%以上的援华物资通过西北国际援华交通线运送至抗日前线。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苏联援助中国飞机985架、坦克83辆、大炮1317门、汽车1550辆、拖拉机30台、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0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23万枚。1940年，苏联援助中国战斗机150架、轰炸机100架、炮3000门、吉斯5型汽车500辆。1937年底至1940年，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人员方面的援助，其中派遣军事顾问140人、志愿空军人员2000余人。”买玉华说，卡车把汽油送到兰州，再转运前线。
设立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在新时代中国蔚然成风。
发达经济体科技优势面临新兴力量的强劲挑战，传统产业转型缓慢，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再加上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矛盾不断加深，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体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越是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手段维持竞争优势，就越可能加速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下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保持战略沟通，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提升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效能，拓展基础设施、农业、能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打造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增长点。进一步密切教育、科技、文化、旅游、青年、地方交流，为双边关系发展汇聚资源力量、厚植民意根基。中方支持阿塞拜疆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愿同阿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关税壁垒从来不是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有效工具。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未能挽救国内产业，反而导致全球贸易急剧萎缩，加剧了经济大萧条的灾难性后果。突破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而非筑墙设垒。发达国家需率先反思其贸易政策逻辑，摒弃零和思维，以开放合作的态度重塑全球经贸秩序，才能真正摆脱当前的增长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