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基于蹭热点、赚快钱逻辑的开发模式,往往牺牲质量、忽视文化内涵,最终难以建立起可持续的品牌认同。消费者一旦购买到低价质差、缺乏独创性的产品,很难再次买单。如果文创只是流于形式的“贴图设计”“符号搬运”,甚至成为“一次性消费”,那么文化传播与价值认同也就无从谈起。
“民生”二字,重若千钧。“十四五”以来,国家财政的民生导向更加鲜明,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以上,规模近100万亿元,资金更多、更直接地用到了老百姓身上。
不过,此次美联储未选择更大幅度激进降息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通胀的考虑。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年通胀率攀升至2.9%,达到今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鲍威尔提到,“我们必须在关注通胀的同时高度重视充分就业。”
浙江衢州同样也在行动。为加强和改进工会工作,衢州市总工会及下属单位近期选派11名人员进驻外卖、网约车、快递等多家新业态企业,参加为期两周的全脱产体验活动。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聂耳看到,日本商店在门口贴上标语表示庆祝,日本驱逐舰开来保护侨民,虹口一带日本警察密布,日本人在汽车上插有带标语的旗帜进行示威,想必这一现实中的刺激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代左翼青年的共同记忆。关于中秋节,聂耳则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此凄凉地去度中秋……别人都出去,看的看电影,游的游公园,只有我老守在家里看《作曲法》。”
其时在清华大学求学的夏鼐,9月19日通过阅读《北平晨报》的号外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9月21日,清华大学召开学生全体大会,其中有提议清华全体学生徒步赴京请愿、清华全体师生绝食一天的提案,不过均未通过,夏鼐则觉得这些提案“真有点好笑”。9月24日,清华大学停课,学生至四郊宣传日军暴行,然而夏鼐认为“收效甚少”。9月26日,清华大学再度停课,学生徒步进城向张学良请愿宣战,夏鼐则因为“前天徒步太辛苦了,又预料今日的请愿必定无甚结果”,于是就没有去了,并在这天晚上与几位同学赏月。作为老师的顾颉刚亦有类似的看法。其时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的他亦是9月19日就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9月22日,燕京大学的学生手臂皆系上黑纱,上面写着“耻”字,顾颉刚则评论道:“但希望一班青年能永远干下去,不要有了些刺戟才动,刺戟一过又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