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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航空之前已在内地开通19个航点，但这次格外用心，为乌鲁木齐航线专门投放了配备可全平躺商务舱座椅的A330-300宽体机，在机载娱乐系统加入了《我的阿勒泰》，商务舱酒单上还出现了新疆产的红酒。

　　那段在外漂泊的日子，家中光景并不轻松。“我妈特别辛苦。”然姐回忆，“那时我姥、我姥爷身体都不太好，她既要照顾两位老人，还得养狐狸、貉子——用来做羽绒服领子上那一圈毛。”

　　“在我之前，父母就育有一儿一女。当时战火纷飞，哥哥被寄养在河北一户老乡家，姐姐被寄养在山东一户老乡家。”黄鲁彬说，父亲牺牲时，她尚未满月，母亲顾兰青直到她成年后，才跟她说起黄骅的英雄事迹。

何马可：17至18世纪是中德首阶段的交流，主要基于对彼此的好奇心。德国文人和君主（莱布尼茨、歌德、腓特烈二世等等）认为中国皇帝和文人与他们有共同志向，是他们的“同心者”。那个时代欧洲还没有出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几乎不存在文化冲突，不少文人把自己看作“世界公民”。他们学习亚洲文化时，几乎没带自私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陆续发射的两个实验舱对称分布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的两个侧向停泊口，从而完成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的建造任务。

二战后，（德国人的）思想植根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异。中国改革开放后，更多德国人关注经济机会，但对中国的研究（除汉学家之外）没有达到17至19世纪的深度。

“欧洲一步步对亚洲和中国文化衍生出同理心和愿意学习的态度，为未来50年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德国跨文化专家何马可（Marcus Hernig）看来，研究中德、亚欧文化，少不了文化教育和同理心的“桥”。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的他，对此颇有心得，还就此提出“Asiaropa”（“亚欧”）的概念，让不同文化融入不同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