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器私用,将地质调查、矿产开发等权力作为敛财纳贿的工具,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矿权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老问题,也是难题。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地方在招商引资中恶性竞争,以税收优惠、补贴政策扭曲要素配置;有的地方环保执法、涉企检查等监管执法不统一,增加企业经营制度性成本……从全局看,这些保护政策导致低层次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妨碍市场优胜劣汰,阻碍了要素资源的高效流动。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一段时间以来,比亚迪、吉利等中国自主品牌的崛起给不少外国汽车品牌带来压力。”美国CNBC网站18日报道称,美银证券汽车产业分析师约翰·墨菲当天在美国汽车媒体协会有关活动中表示,美国底特律三巨头(即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应“尽快”退出中国市场。他同时警告说,美国三大车企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削减开支,尤其是在内燃机业务方面,因为这是目前利润的主要来源。
从客流去向来看,武汉至贵阳、昆明、内蒙古及省内利川、宜昌等方向是暑运期间的“热门方向”,客流增长尤为明显。针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武铁按照“一日一图”灵活增开旅客列车,加开临客3752列,其中长途直通客车1793列,管内各站间中短途客车1959列,通过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增加运力。此外,针对周末出行高峰,武铁在汉宜线和汉十高铁线上动态开行15对“夜行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我国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我国城市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作出了“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主动适应形势变化,我们必须把准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东方语言研究室主任亚历山大·谢苗诺夫认为,当前世界局势并不稳定,政治挑战、经济压力、军事威胁等风险持续增加。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为了和平稳定、互信共赢、平等相待、共同谋求发展的典范,这也与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相一致。
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