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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媒体空间已经是一个各种各样的人争夺话语权的博弈场所，而传统知识分子屡战屡败。每年B站有百大UP主授奖庆典，我很感叹，除了罗翔，除了刘擎，其他98位几乎都名不见经传，有兽医、气象预报员、监狱的看守，五花八门你能想到的，都能成为百大UP主。我想找找我的位置在哪里——千名、万名之外。当然他们也提供知识，这些知识是我们在教科书里、在传统媒体上得不到的。通过他们我们窥见非常丰富的生活，我们知道了世界这么大，可以通过他们看一看，不必自己去看。包括“忽左忽右”这样的播客，也成了我们获取知识的窗口。

　　买玉华说：“今天，我们用手机一秒就能发一条消息，可别忘了，80 年前，这条消息的传递，靠的是一群人在风雪里走出的生命线。红色交通线的畅通，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联系，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误解，增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了解，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埃及卫生部长加法尔宣布马特鲁医院进入最高级别紧急状态，30辆救护车赶赴现场参与紧急救援。国家铁路局已派遣技术人员和设备前往事故现场清除废墟，以尽快恢复交通。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

严锋：我刚做青年教师的时候，上课紧张得发抖，那个时候觉得知识体系不行，没有教学经验。但是那个时候的学生眼睛里有光。老师有一种体感，全都能感觉到学生有没有在听。而且我的判断是对的，过了很多年再遇到当年听我课的学生，他们说当时太好了，下课也围着我。但是现在我讲完课，就成了孤家寡人，很少有人上来交流。上课的时候他们人手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挡住了和我的互动。人和人之间很重要的是眼神的交流。我会想你在看什么，你有没有在听？老师也很焦虑。其实我恰恰觉得现在是我一生教学的巅峰状态，我觉得很可惜。

　　在网上寻找兼职时，上海闵行某学校学生高某看到招募消息：出租、出借银行卡，帮助转入转出钱款，就能获得报酬。进一步了解后，高某意识到，这是为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渠道。但出于金钱的诱惑，高某还是决定参与。

第二，80年代政治的热情开始消退，一部分学者讲我们的岗位在哪里？不应该在广场上，应该在校园里，回到校园，回到体制。他们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只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这是第二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