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霞说，尽管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已为未成年消费者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但在面对“谷子经济”这一兼具文化符号性、圈层依赖性与交易隐蔽性的新型消费形态时，现有制度难以实现有效覆盖。部分“谷品”存在内容擦边、低俗等问题。“谷品”还催生出诸多围绕未成年人的诈骗套路，不法分子往往以出售热门动漫周边为幌子，在社交平台诱导下单后实施诈骗，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造成家庭严重财产损失，亟须通过专门规则将“谷子经济”纳入更具强制力的监管体系。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办公室8日在乌鲁木齐组织开展“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巡礼·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集中采访活动。魏敏在受访时介绍“一学院两基地”建设进展。
就我国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已成为解决现阶段少子化问题的关键举措。实践中，有关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有序推进，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坚持了原有的针对特殊困难家庭的临时/长期监护服务、收养寄养服务、康复服务、关爱保护服务等，还陆续针对普通家庭形成了个人所得税抵扣、生育假、公共托育、婴幼儿免疫、普惠性学前教育等制度支持，并在资金保障、信息协同、档案管理、协调机制、基层服务队伍建设方面给予了诸多配套。此次育儿补贴，不但是国家坚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生动体现，也是在民生保障领域中切实展现“投资于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体感温度的标志性事件。
当然，也必须正视我国育儿补贴制度的建立实施尚处于摸索阶段，仍然需要在未来重视三大问题：一是要注重育儿补贴的持续、稳步增长。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儿童规模，此次育儿补贴在年龄范畴上确定为婴幼儿、在补贴额度上相对较低，与已有现代化国家普遍全周期、高标准的儿童津贴尚有一定差距，未来仍然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稳步增长。二是要注重育儿补贴的地方差异。此次育儿补贴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标准留有一定余地，但在政策监管过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过高或标准增长过快，防止人为造成社会保障水平的参差不齐并进而影响我国区域人口增减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儿补贴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同使用。从日韩等国的经验来看，育儿补贴制度的建立实施并不意味着生育率会在短期内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滞后性，也与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组合的配套协调有关，因此，育儿补贴制度仍然需要纳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中去综合考量，以设计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纪宁说：“欧美国家的网球市场已逐渐进入饱和阶段，中国被认为可能带来新的爆发性增长点。”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网球新兴市场，应更充分地挖掘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这有利于全面释放中国体育经济的增长潜力。”
经查，王某在境内外期间未产生实质性危害。鉴于其能够主动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且有强烈的改过自新意愿，符合法律规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形，国家安全机关决定对其不予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国家安全机关依据有关规定，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开展教育挽救工作。经王某所在单位党委研究决定，对王某作出从轻处分，给予其记大过处分。近年来，个别出国境人员在境外被攀拉策反，回国后心存侥幸，隐瞒不报，最终越陷越深，走向人民的对立面。针对严峻复杂的敌情形势，国家安全机关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角度出发，在法律、政策上进行顶层设计，积极开展教育挽救工作实践，鼓励如实报告，粉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拿捏要挟我相关人员，危害我国家安全的图谋。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扩内需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领域价格继续呈现积极变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8%，涨幅连续3个月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下降0.2%，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为3月份以来环比降幅首次收窄；同比下降3.6%，降幅与上月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