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扬州日报》报道，这场特殊的体验，缘于今年8月高邮市委社会工作部召开的一场新就业群体座谈会。会上，当工作人员询问外卖小哥有什么诉求时，在场的小哥们纷纷表示：“现在挺好的，没什么特别诉求。”
这样的紧急呼叫，一年下来得有十几通，无论白天黑夜，有时是老人摔跤，有时是突发疾病。为此，驿站实行“三级联动”值班制度，确保电话24小时畅通，工作人员手机与驿站座机绑定，避免漏接。夜间则由轮班团队和社区志愿者协同保障，做到“白+黑”无缝衔接。电话一响，张健立刻会醒来。“我晚上睡觉浅，手机时刻保持开机状态，不敢静音，就怕社区里的老人有需要。”
在这个总被人们误解为“又累又苦”的行业里，汪唯一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意义。每天“扛大腿”固然辛苦，可每当老人颤巍巍地重新站起来，她的心里总是暖融融的。“尤其是看着他们自己站起来重新走路的背影，那一刻，一切都值得。”
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长等职的邵元冲在9月19日晚上八时，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邵元冲已经看到了张学良的通电，对于当中言及“不抵抗主义”的部分，邵元冲结合九一八事变时“华军均绝无抵抗，听凭缴械”的情况，评论道：“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初任驻日公使的蒋作宾9月19日上午九时抵达朝鲜的汉城，刚到即被各新闻记者拿着号外告知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于是，蒋作宾便忙于慰问朝鲜的华侨，同时致祭死难者。值得一提的是，刚到汉城时，蒋作宾就得到了日本在朝鲜的总督宇垣一成的殷切招待。当天中午，宇垣一成对蒋作宾称“不愿此事扩大”，蒋作宾认为“似言行不敷”。于是，这天深夜，蒋作宾即拜访宇垣一成，“陈说各种利害，要求即时停止军事行动”，对此宇垣一成的反应是，据蒋作宾的日记：“颇动容，允即电前方，若中国不来攻击，暂停进行，惟盼中国履行各条约，并愿援助中国统一。”在之后的几天中，“沿途日本方面保护、招待颇为周到”。
预制菜行业在知情权保障上的短板，源于标准、技术、企业意识三方面。从标准层面看，预制菜国家标准尚未颁布，缺乏统一定义与分类规范，这就为部分商家的操作留下“模糊空间”。从技术层面看，全链条溯源体系尚未在预制菜行业普及，消费者难以便捷查询原料来源、加工流程、生产日期等关键信息。从企业意识层面看，部分企业信息披露意识不强，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经营者的告知义务，但预制菜“要标、怎么标、标什么”缺乏刚性约束。
“这种由政府整合资源、企业精准对接的方式，极大降低了我们前期找地的成本，”现场一位参会企业负责人受访称，“我们正在寻找适合布局原料基地和初加工项目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