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下半年，八路军开始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李林所在的晋绥抗日根据地，是矗立在陕甘宁边区门户上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使日寇始终无法越过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那是艰苦的年代，边区军民不仅要与敌人殊死搏杀，更要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对抗敌人的“以战养战”。艰苦绝卓的环境里，要夺取胜利，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
“有时候维护和平比打一场胜仗更难。”飞虎队指挥官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将军外孙女嘉兰惠(Nell Calloway)说，外祖父曾在亲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这样感叹。
8月3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迎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的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保持战略沟通，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提升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效能，拓展基础设施、农业、能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打造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增长点。进一步密切教育、科技、文化、旅游、青年、地方交流，为双边关系发展汇聚资源力量、厚植民意根基。中方支持阿塞拜疆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愿同阿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90年代以后从西方过来的“后现代”思潮降临。什么是后现代？简单地讲，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相信自己手握真理，代表普遍的正义，后现代说：错了，这些都是虚妄的宏大叙事。后现代不相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普遍的真理和正义。
(二)项目完成后，由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验收，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落实情况作为验收的重要内容。
许纪霖： 先讲个人选择，在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差异上我做过研究，我除了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以外，我还特别喜欢观察城市。上海和北京刚好是可以比较的空间。除了法国（法国巴黎独大），其他大部分的大国都有“双城记”。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我在书里面专门有一篇讲魔都和帝都，当然我是以特定的角度讲知识分子的不同。
比如经济学家研究非常专业的经济问题，而今天有的卖课的经济学家非常有影响力，他把经济学切成一个一个日常生活的案例。这有用吗？有用。好玩吗？好玩。但是它完整吗？它是全部的真相吗？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故事会经济学”，经济学变成了讲故事。而且在故事当中，他好像和他的读者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他好像是一种新的知识共同体，变成了为读者提供情绪价值，变成了理财顾问。这个也是一种身份的转换，这里面整个架构悄悄地就转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