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教育会是怎么样的？未来的大学是什么样？未来的老师和学生怎么样？未来我们怎么做老师，怎么做学生？我觉得学生要更重视一点过程。老师还要坚守过程，但这个过程要重新反思一下。你如果在课上像原来那样照本宣科、长篇大论，那学生肯定不买账。你课上一定要有亮点，你要照顾到他们关注的“点”，还要考虑他们的情绪价值。
“如果当年没有这条由延安经新疆到莫斯科的道路，很多领导同志就无法往来延安与莫斯科，很多药品、很多情报，可能就永远到不了前线。”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买玉华指着一张1939年的老照片说。照片里，周恩来右臂打着石膏，和邓发、孩子们一起坐在办事处门前——他正是经这条“红色交通线”离开延安，前往苏联疗伤的。
今年4月，布鲁尔从布鲁塞尔城市文化地标五十周年纪念公园出发，骑着太阳能助力自行车开启跨国骑行。在120余天的行程中，他穿越欧亚大陆的平原与山川，始终秉持环保理念，以实际行动践行“骑行连接世界”的愿景。在这一段骑行的历程中，他遇到了许多友善的人们。人与人之间温暖的连接，成为他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
李林曾面对满目疮痍的民族痛苦追问：“中国人为什么不会团结？”十多年后，她以“战地干妈”的身份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到群众中去，苦恼就消失了！”
据史料档案记载： 1937年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疆各族人民赠送的2万件皮大衣、一批机枪、1万美元以及4挺高射机枪、2万发子弹、400公斤西药，1938年获赠一批药品和电讯器材，1940年获赠4挺机枪、4万发子弹等，这些物资也是通过红色交通线运往延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嘉兰惠将参加9月的纪念活动。这是继2005年和2015年后，嘉兰惠第三次受邀参加中国的相关活动，“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如今，嘉兰惠将维护和平视作自己的使命，并相信这也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她表示，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应当通过坦诚的对话沟通促进相互理解并化解分歧，战争就可以避免。
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