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临河区位于黄河故道与黄河现道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巴彦淖尔站候车大厅以此为设计主题，用现代手法表现两河夹城而过的设计主题，立柱采用蒙古族传统纹样哈木尔纹进行装饰。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聂耳看到，日本商店在门口贴上标语表示庆祝，日本驱逐舰开来保护侨民，虹口一带日本警察密布，日本人在汽车上插有带标语的旗帜进行示威，想必这一现实中的刺激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代左翼青年的共同记忆。关于中秋节，聂耳则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此凄凉地去度中秋……别人都出去，看的看电影，游的游公园，只有我老守在家里看《作曲法》。”
作为科班出身的康复治疗师，汪唯一为老人带来了专业化的康复理念。在她的办公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沓资料，里头全是老人的健康档案。每个老人入院时都有一份详细的康复档案和评估量表，包括失能状况评估、偏瘫评估、步行功能评估等，能掌握老人的基础状态。经过一段时间的照护和康复，老人会再接受一次评估，实现“一人一策”的精细化服务。针对老人的身体状况，她还会帮助他们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老人从训练到康复的过程遵循着人的生长规律，好比一个婴儿从躺、坐，到站立再到行走一样，需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付出时间和极大的耐心。”
广东队教练李玉玲表示：“有点激动，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咬住了。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她们能拿下来，表现太棒了。赛前对于这场球，全队都有必胜的决心，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最后一场球，我们全力以赴，往顶峰去冲。”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仅仅一周后，张女士再次来到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复诊时，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太神奇了！现在晚上腿不麻不痒了，终于能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上班也有精神了！”张女士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