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胡适是典型的狐狸。胡适是什么“家”，是说不清楚的。按刺猬的标准，胡适在各个领域都是二流的：《红楼梦》考证比不上俞平伯；作为历史学家，《水经注》研究到死都没写完；哲学方面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下半部也没有写出来。他绝对不是刺猬，他是狐狸。但是狐狸要是做得不好，就不是知识分子，是“知道分子”，什么都能谈。现在有很多自媒体作者任何领域都能谈，是很厉害的，我还蛮敬佩的。
如今，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每天迎接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展馆里，一辆复原的吉斯-5 卡车静静地停着，车头的“羊毛车”三个字已经褪色。
当时，随着内地多城沦陷，茅盾、夏衍、邹韬奋等大批文化名人来港避难，一时群英荟萃。《华商报》油墨飘香，《大众生活》半年发刊30期，还大量翻印《论持久战》等名篇，让中国抗战理念广传海外，凝聚起港澳同胞与海外华侨的抗日热情。
许纪霖： 先讲个人选择，在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差异上我做过研究，我除了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以外，我还特别喜欢观察城市。上海和北京刚好是可以比较的空间。除了法国（法国巴黎独大），其他大部分的大国都有“双城记”。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我在书里面专门有一篇讲魔都和帝都，当然我是以特定的角度讲知识分子的不同。
座谈会上，辽宁经贸代表团与巴西东北同乡会互赠书画。多位侨胞表示，此次代表团访问不仅深化了辽宁省与巴西之间的友好关系，更为两地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特别是在医疗设备、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必将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果。(完)
伴随另外一个现象，我称之为“返祖现象”。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反而更尊敬的是民国时期过来的老先生。你说的贾植芳先生是祖父一代，不是父亲这一代。父亲这一代是1949年到1966年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很教条的。民国教育培养的是祖父那一代。祖父对第三代很宠，他不形成直接的压迫关系，又比较慈爱，所以有了返祖现象。我读大学时，对当时几个从民国过来的老先生非常崇拜。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有一位老先生叫徐怀启，他是中国研究基督教的顶尖学者。这位老先生当时80多岁了，给我们讲基督教历史，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拉丁文，我们看不懂，但是内心非常敬畏。父亲这一代老师来上课，有同学可能听到一半一个箭步到台上说“老师这个不对”，然后就开始辩论。这种“世仇”是蛮普遍的现象。
知识界在每一个时代都面临着向受众传播的问题。许老师讲到白话文和文言文，非常有启发。我们应该用什么语言来说？是用传统的语言？一成不变的语言？过去的语言？还是用一种进化的语言？一种更贴合时代和社会，还有读者受众的语言？白话文这个例子太好了。白话文赢了，正在于它骨子里就便于传播，这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言。那个时候胡适说“八不主义”，“惟陈言之务去”，不要对偶，不要过分注重修辞，翻译成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接地气。
第一，台内务问题难解。近期“在野”党主导的台立法机构改革行动，造成“朝野”关系紧张、立法机构议事冲突频传；台行政机构提复议案让行政和立法冲突浮上台面，政党纷纷走上街头诉诸群众，政局动荡、人心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