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官网介绍，四川绵阳是我国重要国防军工和科研生产基地，邓稼先、于敏等9位“两弹一星”元勋和成千上万的科技精英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曹二宝指出，1938年，中共在香港接连设立三个重要机构。首先是1938年1月开张的“粤华公司”——不挂牌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香港八办”)，由廖承志出任主任。
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 应妮)人民出版社30日在京组织召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图书出版座谈会，集中展示了一批抗战主题精品图书。
当时，随着内地多城沦陷，茅盾、夏衍、邹韬奋等大批文化名人来港避难，一时群英荟萃。《华商报》油墨飘香，《大众生活》半年发刊30期，还大量翻印《论持久战》等名篇，让中国抗战理念广传海外，凝聚起港澳同胞与海外华侨的抗日热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表示，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俄务实合作充分体现出高水平、宽领域、多层次的特点，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希望研讨会持续开展，为两国学者对话交流提供平台，助力中俄人文交流走深走实，结出更多硕果。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今天的媒体空间已经是一个各种各样的人争夺话语权的博弈场所，而传统知识分子屡战屡败。每年B站有百大UP主授奖庆典，我很感叹，除了罗翔，除了刘擎，其他98位几乎都名不见经传，有兽医、气象预报员、监狱的看守，五花八门你能想到的，都能成为百大UP主。我想找找我的位置在哪里——千名、万名之外。当然他们也提供知识，这些知识是我们在教科书里、在传统媒体上得不到的。通过他们我们窥见非常丰富的生活，我们知道了世界这么大，可以通过他们看一看，不必自己去看。包括“忽左忽右”这样的播客，也成了我们获取知识的窗口。
“当年这辆车跑一趟，可能要冻病两三个司机，但它把延安和莫斯科连在了一起，也把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在了一起。”买玉华说，红色交通线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座桥——桥的这头是延安的窑洞，那头是莫斯科的电台；桥的这头是缺枪少药的前线，那头是国际反法西斯的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