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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二宝指出，1938年，中共在香港接连设立三个重要机构。首先是1938年1月开张的“粤华公司”——不挂牌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香港八办”)，由廖承志出任主任。

上海，从民国到今天都不一样。魔都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接地气，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的时候，上海所谓的知识精英很多都不是典型的学院精英，像吕思勉这些学院精英，因为私立大学工资太低，还要给出版社写一些通识畅销书赚点钱，他们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另外就是报业大王，办各种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和社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法法’是一个轻量化的人工智能法律助手，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核心知识库，涵盖养老诈骗、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等高频诈骗场景的互动问答模型，村民通过手机扫码就能向它提问。”西南政法大学2024级学生徐大志告诉记者。

　　以强大韧性和发展潜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源”。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发力，着力扩大内需，激发内生动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为世界经济提供不可或缺的需求支撑。中国巨大的市场持续释放需求潜力，为全球供应商提供了重要出口目的地。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全球供应链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制造的稳定供给有效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保障了众多国家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中国不搞“脱钩断链”，而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这种稳定性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显得尤为珍贵。

　　实践团带队老师刘艮表示，看到同学们把AI与法学相结合，能够真切感到他们把青春的论文写进田间地头的热情，这是最生动的学以致用。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劝和促谈，坚定不移，一以贯之。为此，中国和巴西最近联名发表了关于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强调遵守局势降温三原则，即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同时呼吁各方坚持对话谈判、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使用核武器、反对攻击核电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