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于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刘佳明回忆起大二那年被培训机构推销金融风险管理师课程的经历，“他们宣传时说这是个‘小证’，比特许金融分析师容易考，我就心动了。”她花费32800元报名了某知名机构的线上“一条龙”服务，费用涵盖培训费、考试费和注册费。她以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捷径”，然而报名后才发现实际情况与宣传相去甚远。
依马木·麦麦提是柯柯牙三北防护林管理站第一任站长，在实施柯柯牙工程中，在他的感召下，他的儿子艾斯卡尔·依马木上中学时就到柯柯牙帮忙种树，长大后更是接过父亲植绿的接力棒。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
这几年，刘蜀永所在团队还承担了香港特区政府委托的“抗战文物径”可行性研究项目，希望把这些遗址串联起来，让市民在行山郊游途中更好地了解抗战历史。他说，香港抗战史是香港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既体现了香港市民的爱国传统，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急关头的历史担当。“特区政府、爱国团体和学者紧密合作，香港抗战的记忆就不会消失。”(完)
据刘国胜研究，抗战期间，鲁迅写的与抗战直接相关的作品超过100篇。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没几天，鲁迅就与共产党人冯雪峰一起创办了《十字街头》杂志，为抗战服务。该刊出了三期就被当局查禁。鲁迅在三期杂志上发表了10篇文章，表示了与侵略者势不两立的严正立场。
“我们在夜校人群基础上做了大量调研，发现很多市民希望白天开课，根据这个需求我们精选了部分课程，开辟了日校项目。”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徐皓说，原本日校计划开设100门课程，现在双倍完成任务，“日校课程分为艺术早课、午间一小时、都市(下)午茶多个时段，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从城市发展目的看，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空间成为一种特殊商品被纳入剩余价值生产体系，城市化的目的仍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是资本驱动的。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细的城市治理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作为城市工作的重头，把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作为评判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准。经过持续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富起来之后更加追求高品质生活，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也越来越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聚焦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才能在提高城市发展质量的同时，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哈萨克斯坦欧亚国际研究协会执行主任凯拉特·巴特尔巴耶夫在受访时指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是该组织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彰显各国在全球局势复杂多变背景下携手应对挑战、共同寻求解决方案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