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场直播中,我们教村民如何利用AI工具生成视频。”团队成员周慧敏告诉记者,实践团将前期了解到的牛寨村的矛盾纠纷案例作为脚本输入,由AI匹配村貌场景和方言配音,产出接地气的普法短剧。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路透社13日称,新制裁包括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总部位于香港的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理由是它们涉嫌或曾经参与“破坏乌克兰稳定”或“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美国之音”称,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此前已被美国财政部制裁过。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1年,苏联90%以上的援华物资通过西北国际援华交通线运送至抗日前线。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苏联援助中国飞机985架、坦克83辆、大炮1317门、汽车1550辆、拖拉机30台、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0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23万枚。1940年,苏联援助中国战斗机150架、轰炸机100架、炮3000门、吉斯5型汽车500辆。1937年底至1940年,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人员方面的援助,其中派遣军事顾问140人、志愿空军人员2000余人。”买玉华说,卡车把汽油送到兰州,再转运前线。
今天的媒体空间已经是一个各种各样的人争夺话语权的博弈场所,而传统知识分子屡战屡败。每年B站有百大UP主授奖庆典,我很感叹,除了罗翔,除了刘擎,其他98位几乎都名不见经传,有兽医、气象预报员、监狱的看守,五花八门你能想到的,都能成为百大UP主。我想找找我的位置在哪里——千名、万名之外。当然他们也提供知识,这些知识是我们在教科书里、在传统媒体上得不到的。通过他们我们窥见非常丰富的生活,我们知道了世界这么大,可以通过他们看一看,不必自己去看。包括“忽左忽右”这样的播客,也成了我们获取知识的窗口。
中国名义税负一直高于实际税负。所谓名义税负是指企业名义上该缴纳的税费。由于征管、企业对税法理解等原因,实际上企业不一定足额缴纳法律意义上的税费。
严锋:我们真的需要思想史、知识史,而非光是一个零散的点或者就是一个当下,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刚刚讲到现代文学的例子,过去的许多大师是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我们掰手指数一数,鲁迅、巴金、叶圣陶、郭沫若,他们几乎都做过出版、编过杂志,带着巨大的热情。这其实就是当年的新媒体,相当于今天的小红书、微博或B站。他们并不光是自己研究、写作,他们的读者意识、受众意识、媒介意识是非常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