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处的环境和90年代第一次碰到的危机还是不一样的。今天所讲的那些涉及宏大叙事的公共领域开始衰落，另一方面随着公共领域衰落，这几年各种各样去政治化的、文化的公共空间空前活跃，我自己是过来人，我发现从来没有这么活跃，比80、90年代活跃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纪宁说：“欧美国家的网球市场已逐渐进入饱和阶段，中国被认为可能带来新的爆发性增长点。”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网球新兴市场，应更充分地挖掘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这有利于全面释放中国体育经济的增长潜力。”
扎帕罗夫总统曾多次到访中国，在天津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后，还将前往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
香港证券学会专业委员 温天纳：多家外资机构对重点标的的调研周期长达一至两年，从前期调研对产业前景的精准研判，到经济基本面的坚实支撑，再到QFII等渠道的实践落地，外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并“超配”中国资产有着清晰且层层递进的逻辑。
“在亚洲，在欧洲，在非洲，在大洋洲，在世界各个战场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和人民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携手跨进同一条战壕，汇聚起挽狂澜于既倒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
科研扎根的戈壁荒原、脱贫攻坚的大山深处，救死扶伤的逆行出征、自我革命的祛疴治乱……和平年代，依然需要英雄；平凡人物，亦可成为英雄。
许纪霖： 先讲个人选择，在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差异上我做过研究，我除了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以外，我还特别喜欢观察城市。上海和北京刚好是可以比较的空间。除了法国（法国巴黎独大），其他大部分的大国都有“双城记”。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我在书里面专门有一篇讲魔都和帝都，当然我是以特定的角度讲知识分子的不同。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