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姜谔生随“捕共队”在济南实验剧场监视共产党的可疑人员，碰巧遇到进步学生在此活动，处境非常危险。姜谔生急忙示意他们赶快离开，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捕。1935年冬，他与“捕共队”前往牟平搜捕胶东“一一·四”暴动人员，因情况紧迫，在临近村庄时，他冒险向一位村民透露了消息，使得该地党员干部及进步群众及时转移。他一次次掩护党的干部，受到敌人怀疑，在牟平再次被捕，被关进济南监狱。
贵州威宁、赫章等9个县曾是全国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硬骨头”，如今都发生了哪些新变化？脱贫人口又有什么收入新渠道？
米歇尔：正是如此，27个成员国并非都有着相同的历史传统，有时会存在分歧。因此，在双边层面与27个成员国互动就显得尤为重要，不应忽视任何一个。但也要认识到，欧盟及其机构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关键，正越来越多地影响27个成员国在国际关系，包括对华关系中的立场。
我很高兴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特聘教授的崭新身份，参与学术与思想层面的深度交流。我希望能成为中欧间的一座桥梁，促进双方更好地相互理解——即在双方之间传递信息，帮助中国更好地了解欧洲及27个成员国的立场、欧盟如何看待当下的地缘政治现实；同时，我也希望，由于我与中国社会保持着密切联系，能向我的欧洲朋友们传递一些真实的声音，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
周珊珊：从1987年长城、北京故宫等首批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今年西夏陵申遗成功，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不断“上新”的过程，也是保护理念不断更新、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保护、传承、弘扬三方面不断加力、久久为功，才能做好做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文化遗产成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宝贵资源。
黄河之水天上来，但伟大的音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此前，冼星海赴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技法。同时，他深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影响，尤其受到群众歌咏文化的感染。抗战爆发后，冼星海奔走于武汉、延安之间，采风、授课、作曲、战地演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等大量富有战斗性的声乐作品。这一切，为《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奠定了音乐语言与情感上的准备。《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更在于它的创作动机与历史情境的高度一致。
中国煤矿文工团成立于1947年东北解放区，是国家级艺术院团中历史最悠久的单位之一。2005年，加挂了“中国安全生产艺术团”的牌子。2018年9月，转隶到文化和旅游部。
“经过多年的生态输水，现在台特玛湖周边的水位明显抬升，土地沙化得到了有效遏制。”陈世平指着展板上的数据图说，塔里木河下游河道一公里范围内的地下水位由治理前的8—12米逐步恢复到目前的2—4米。地下水矿化度由输水初期的4—5克每升下降至治理后的1—2克每升。下游沙化面积则减少了854平方公里，植被面积新增了362平方公里。“现在下游的生物多样性显著恢复，仅植物物种就由17种增加到了46种。”他还提到，工作人员在巡护时经常偶遇野猪、黄羊、狐狸等野生动物，野鸭、白鹭也纷纷来此“安家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