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讲了很多,比如社会如何通过人的自我规范来实现规训,似乎形成了一套文明的规训体制。但现在看来,世界已经不需要这样文明的规训方式。如今,所有的逻辑都被完全暴露,比如当下中东等许多问题,都赤裸裸地展现出一种传统帝国主义模式,这些机制不再以隐蔽的方式操作。
“假洋牌”带来的恶劣影响不容小觑。一方面,“假洋牌”涉嫌虚假宣传,存在误导,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食品保健品类的商品一旦出问题,更是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此外,“假洋牌”生产、销售都在国内,并不会因税费、跨境运输等承担更高成本,却往往因为带着“洋名”而抬高定价,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制度固本,扎紧管党治党的“篱笆”。抓作风建设,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利器。党的十九大以来,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密集制定修订,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法》等关键法规相继出台,通过规范信访举报、线索处置、审查调查等关键环节,推动管党治党向标本兼治深化。
百团大战纪念馆的大厅里,习近平总书记同前来参观的青少年学生和纪念馆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他对大家说,孩子们要争做民族的脊梁,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建得强盛起来,要为全世界的和平作贡献。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奋发图强,做一个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我认为一代代学者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一些努力看起来非常让人心酸。因为他们曾经决绝地进行过文化抗争。比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班牙有“九八一代”,其实拉美也有他们的“九八一代”。在世纪之交,他们在思考自己的国家或民族该如何走向下一个世纪,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现代化、工业化似乎是所谓的美好未来,但有很多人真的去了西欧——像我们译丛的第一本译作《面具与乌托邦》里写的那样——发现其实不能走那条路,那条路既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也不能带来美好的未来。所以很多人会重新回归本国传统,有的甚至回到原住民的专业领域,有的则开始信仰宗教。这一点跟俄罗斯19-20世纪之交的“九八一代”(如果也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很像。比如托尔斯泰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在当时很多贵族精英知识分子提出“欧化”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强调道德自我完善,以此作为社会全面革新的路径。这是结合了东正教的斯拉夫主义,但又不是传统的完全封闭的井底之蛙式的斯拉夫主义。
反观乌鲁木齐,偏居西北一隅的位置,为向西开放提供了便利。李瀚明指出,与乌鲁木齐类似的其实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两座城市都位于亚欧航路的中间点。利用空客A321XLR这样的远程窄体机,阿拉木图成功开航伦敦。在国内,乌鲁木齐是唯一一个用窄体机能直飞欧洲的航空枢纽。
纪念馆大厅内,习近平总书记同前来参观的青少年学生和纪念馆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他说:“今天来这里有特殊意义。88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