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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3日9时，国家防总针对广西、福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广西、福建协助指导；新增针对河北、内蒙古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并继续维持针对河南、山东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正在两省协助指导。

　　此外，温女士还拨通了信访电话。城关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前往教培机构进行调查后，向温女士反馈了情况：在单位考勤表和员工花名册中没有发现她的信息，单位称未与她建立劳动关系，仅向她提供学习培训，约定不收取培训费也无薪资。鉴于温女士拿不出进一步的证据，工作人员同样建议她申请仲裁，“只要认定劳动关系就能拿回工资”。

　　2015年的《解释》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确定为十万元，这与当时的司法实践情况是相符的。此次《解释》综合考虑立法修改精神和司法实践具体情况以及与洗钱解释的协调等因素，对于上游犯罪为盗窃、诈骗、抢夺等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低的普通侵财犯罪，对应的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升档量刑数额标准为五十万元；对于上游犯罪为非法采矿罪、职务侵占罪等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高的犯罪，对应的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升档量刑数额标准为五百万元。解决司法实践中部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上下游的量刑不协调甚至倒挂的突出问题。

　　从罗湖乘坐东铁到金钟转港岛线，下一站即到中环。一路上，我试图回到历史现场，想象某个转角可能正叠印着邹韬奋奔走的足迹；太平山顶的泥石路，或许还埋着何香凝手杖划过的一个民族的悲伤；港九大队当年使用的“土电台”，在历史深处持续发送着“振我中华”的呼声。

　　李新良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1998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二是严格认定“明知”。根据法律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解释》针对实践中对这一主观要件把握不准、存在拔高认定的情况，修改完善明知的审查判断规则，强调严格依法认定明知、慎用推定。司法机关在审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是否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要严格按照证据裁判原则认定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

　　对于邹韬奋来说，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次流亡。此前，他被迫从上海流亡到香港时，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该报的两大目标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奔走，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爱国救亡运动。此次再度流亡到香港，他仍然继续办刊。由他主编的《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最盛时一个月收到1万多封读者来信，广泛团结与影响了香港、内地及东南亚的华人。海内外华人抗日情绪无比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