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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直播间“假洋牌”乱象，平台与监管部门应双管齐下形成合力。直播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准入管理机制，加强对品牌背景、生产经营地址等信息的核实，及时封限违规编造信息、进行虚假宣传的直播账号。监管部门应加强执法力度，对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违规行为，必须依法重拳出击，让“假洋牌”及其推手付出应有的代价，还应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监管机制，对违法违规行为形成高压震慑。

　　国际铁路联盟客运部主任贝特朗·米纳里说，中国高铁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创新能力，他还列举了CR450动车组的例子，“中国高铁目前运营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不远的将来，最快的高铁商业运营时速将达400公里。虽然目前尚未正式运营，仍在试验阶段，但这说明中国高铁技术在不断进步。”

　　要解决这一问题，放松税收征管并非良策，因为这不仅涉及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渎职问题，也影响社会公平，毕竟各地税务机关征管力度不一，将影响企业公平竞争，有违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对于全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言，“改革”二字分量特别重。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山西：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当然，我们还与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相关版权部门的工作人员探讨了什么样的文章最急需介绍到中国。他们也提出了推荐意见，他们一直强调其实应该关注到许多重要的女性学者，她们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在整个拉美思想格局中，这一点非常明显。

我认为一代代学者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一些努力看起来非常让人心酸。因为他们曾经决绝地进行过文化抗争。比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班牙有“九八一代”，其实拉美也有他们的“九八一代”。在世纪之交，他们在思考自己的国家或民族该如何走向下一个世纪，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现代化、工业化似乎是所谓的美好未来，但有很多人真的去了西欧——像我们译丛的第一本译作《面具与乌托邦》里写的那样——发现其实不能走那条路，那条路既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也不能带来美好的未来。所以很多人会重新回归本国传统，有的甚至回到原住民的专业领域，有的则开始信仰宗教。这一点跟俄罗斯19-20世纪之交的“九八一代”（如果也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很像。比如托尔斯泰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在当时很多贵族精英知识分子提出“欧化”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强调道德自我完善，以此作为社会全面革新的路径。这是结合了东正教的斯拉夫主义，但又不是传统的完全封闭的井底之蛙式的斯拉夫主义。

拉美有一种现象：政坛领袖常常是诗人、小说家或艺术家，他们常常担任国家的文化或教育部长等职务甚至竞选总统。这并非简单“弃文从政”，而是思想与实践结合的一种选择。例如，巴尔加斯·略萨年轻时享有盛名，是拉美文学新希望，但后来参选秘鲁总统。选举失败后，他前往西班牙，又到美国大学任教，但始终关注秘鲁政治，提出尖锐批评。我当然不完全认同他那些批评，但这本身就是拉美知识分子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