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食堂吃过午饭，回到宿舍的杨有从宿舍床头拿起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受灾以来他的所见所闻。他一边念，一边回忆道，“当时武警官兵负责搀扶行走不便的人员，其他能行走的互相搀扶，一路上有很多水，走了3个小时。”
蒙元时代的文献有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包含多语种文献。它的核心文献主要有蒙古语文献、汉语文献和波斯语文献，后两者占绝大部分，其中汉语文献所占比重又最大。《蒙古秘史》由蒙古草原史家所撰就，《元史》与《史集》则由蒙古帝国东、西部两大继承王朝（或后续王朝）的明王朝和伊利汗朝的史官们所编纂，这是基础性的三种史料文献。它们各有自身史学编纂传统，汉文史学的编纂传统既不同于草原史家传统，也不同于穆斯林世界史家的传统。多语种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信息更为丰富，不同语种文献之间也可以比勘互证。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所生成的史料文献，矛盾、歧义之处很多，史学研究者应将互异的史料放置在自洽的逻辑系统中加以合理地阐释并建立新的历史叙述。
尼方代表表示，近年来，双方在商贸文化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商贸文化交流形式也从传统模式逐步向现代化转型，为两地关系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经过4年多扎实推进，‘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重大成效，预计年底前能全部完成规划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确保102项重大工程圆满收官，同时，科学谋划“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忽必烈攻灭大理政权，基本未遇太大抵抗，总共耗时也不到半年，次年之初他就匆匆北返，留下兀良合台继续在云南征战。忽必烈灭大理，虽可视为一项大功绩，但它的代价却是巨大的。蒙军攻灭大理进占云南地区，但由此地北上欲图“斡腹”攻宋的战略意图并未实现。从云南北上攻宋，要克服险恶的地理环境，山川横亘，瘴疠之气肆虐，要跨越这样艰难的地理区域，难度可想而知。兀良合台北上进军虽与忽必烈在攻打鄂州时取得了联系，然而由于忽必烈急于北上争夺汗位，蒙古欲图夹击南宋的效果自然没能实现。
我们对蒙元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往往会有一种大棋认识：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就有征伐世界的雄心，且有次第灭夏、金、大理、南宋而并一天下的宏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温海清教授长期从事元史研究，他在新出版的《混一戎华：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深入考察蒙元统一中国历史进程中诸多关键历史事件的具体情境，对传统历史叙事进行反思与研究。他认为，蒙古的世界征伐并非出于成吉思汗的规划，实由其子孙逐步推进而来，最终藉由编史者依当政者的思想、观念以及现实政治需要，加以叙事处理。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时，他指出，在元史研究中应特别注意文献的倾向性叙述立场。
当记者来到榕江的时候，球场的修复工作已经进入收尾，距离“村超”重新开赛也只有一周的时间，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解决。负责“村超”重建工作的榕江县副县长黄国锋也感觉到压力很大。
这份跨越海峡的文化追寻，在学者群体中尤为动人。从事包公研究近30年的台湾世新大学退休教授丁肇琴，与包公的缘分始于1995年的博士论文。“老师说，包公对华人世界影响太大，值得深入研究。”于是她踏足大陆，在包公故里与任职地寻访，得大陆学界前辈鼎力相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