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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衍樑：您在书当中做了很有意思的对比，也是今天很多公众号讨论的：北京和上海。魔都和帝都的知识分子也存在很明显的差异，您认为上海代表一元化的知识分子叙事，北京是一种二元化的，这个跟我们讲一讲。

　　二是犯罪主体多元化，参保人员占比较大。医保骗保的犯罪主体包括定点医疗机构及其人员、定点零售药店及其人员、参保人员及其近亲属、职业骗保团伙以及其他人员，部分案件还涉及药品生产企业。其中，参保人员涉案占比较大。

　　数码产品同样迎来热销，特别是国补叠加商家优惠，不少学生购新换旧热情高涨。在太原市区的一家数码产品商场，不少学生挑选适合自己的手机、电脑等产品。

我跟很多老师讲，我们要想一想，学生不一样了，我们还在原地，时代也不一样了，我和他们的关系也不一样了。我们怎么适应，是改变自己迎合他们，还是我也要开发自己新的能力，然后和他们建立新的关系？我本身研究数码文化，我发现很多东西从数字、技术的角度来看也很有启发性。我刚刚讲到多任务、多线程，这是年轻人的特点。

今天要有点“爷味”，“爷味”更多的是一种宽容、理解、慈祥。更多的不是“我告诉你”——我们通常总是说我告诉你，居高临下的。我现在学会和你分享，和你同步一些知识经历，他们是肯听的，觉得我和你是平等的。你要和他们玩在一起，年轻一代喜欢玩VR、游戏、cosplay。玩在一起了，他觉得你是自己人，不是权威。

我刚刚讲五四时期风气变了，白话文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他们还在守着咬文嚼字的半文半白文字，年轻人要看吗？他们还总摆精英的谱，总是要教育人，“爹味”十足。所以他们办了《学衡》杂志，没有人要看，两百本都卖不出去，可谓一败涂地。   

伴随另外一个现象，我称之为“返祖现象”。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反而更尊敬的是民国时期过来的老先生。你说的贾植芳先生是祖父一代，不是父亲这一代。父亲这一代是1949年到1966年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很教条的。民国教育培养的是祖父那一代。祖父对第三代很宠，他不形成直接的压迫关系，又比较慈爱，所以有了返祖现象。我读大学时，对当时几个从民国过来的老先生非常崇拜。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有一位老先生叫徐怀启，他是中国研究基督教的顶尖学者。这位老先生当时80多岁了，给我们讲基督教历史，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拉丁文，我们看不懂，但是内心非常敬畏。父亲这一代老师来上课，有同学可能听到一半一个箭步到台上说“老师这个不对”，然后就开始辩论。这种“世仇”是蛮普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