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巡检记录本,小钢紧随污水处理厂师傅检查设备运行。“我的大学专业是环境工程,上手快一些。”他蹲在生化池边,用专用仪器检测,及时标注数据。
9月22日,蒋作宾在抵达东京以后,由日本的“亲华派”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知,广东方面的代表陈友仁曾来东京,向币原喜重郎允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为币原喜重郎拒绝后,“又拟向军部方面转送”。宁粤对峙期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陈友仁即代表广东方面前往日本交涉并非秘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入主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便主导对日直接交涉,并大幅度让渡我国在东北的权益。总而言之,像这样表面高举抗日旗帜,实则由利益驱动,同时在私底下与日本关系暧昧甚至是乞援并割让权益的地方派系数见不鲜,就连日本方面也对此不以为然:“是完全为权位之争,如此无定见、无主张,认为政治上不够格。”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积极管理你的核心业务,这真是一剂难吃的药。我们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墨菲表示,虽然底特律汽车制造商需要重新思考在中国的经营方式,但美国电动汽车领导者特斯拉的情况略有不同,与传统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相比,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零部件方面拥有大约1.7万美元的成本优势,这有助于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使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汪品植)
“您好,我这两天生病了,想向您咨询一下请小时工的事儿……”电话那头,家住东城区新景家园小区的陈奶奶用试探性的语气,拨通了附近西花市南里东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驿站站长张健,她向老人耐心地解释了具体服务事项。这个小小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可谓包罗万象:助餐、助浴、助洁、心理慰藉、上门巡视探访等基本服务一应俱全,还会定期开展老年人喜爱的文化活动,甚至覆盖家政服务、医养结合等多元功能。这位“00后”驿站站长带领着另外三名成员,将他们所负责的驿站办得风生水起,用爱心托起了周边社区老年人的晚年幸福生活。
纵观这些人的日记,可见,对于九一八事变,不同人的不同人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应对。对于追究责任,或认为当局(包括蒋介石与张学良)软弱无能,或认为当局事先缺乏准备,或认为是整个民族的落后,或认为是此前革命外交对日本的刺激太甚。
如今,她的手机里存着867个联系人,其中800多个是老人及其家属,每个联系人名字后面都有详细备注:“高龄独居”“签约修脚”“待签约”“女儿电话”……“每天接听这么多电话,备注能提醒自己对方的情况。当老人再次来电,如果你还记得他,他会很感动。”张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