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线和大事件是故事线的骨骼，点点滴滴的细节就是它的血肉。它们可能寂寞地散落在历史的各个角落，但让书本上那些去今已远的名字，变成言笑犹在眼前的形象。”王毅博说。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最近出版了新著《天下之极：世界枢纽观念的古今之变》，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天下观念的通论。一方面在天地之学与儒学、象数与义理的交互中讨论“极”的观念史，另一方面探讨天下观念的古今之变，尤其是作为“天下之极”的世界枢纽观念自两汉至晚清的转型。他认为，唐宋以降，理学、易学与数术学涵化近代西方宇宙论、地圆说与陆海观念，以在球形大地上重建天下秩序。天地观与天下观相表里，共同构造了中国思想现代转型的世界观基础。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的专访时，高波认为，近代中国天下秩序的崩解，让思想家对理想天下的探讨变得更自由，对于这种具有强烈普世色彩的天下观，不能用其应然态去批评当下世界的实然态，而要承认每一种普遍理想都可能在实践中变得面目全非。
高波：古代中国的“诸天下”观念在佛教传入前已有雏形，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通西域。从义理上来说，太极阴阳、体用等范畴，都有一和二、一和多的辩证关系，不排斥出现“诸天下”式的构想。另外，汉字没有单、复数之分，古人说天下，不必明确指单一天下还是“诸天下”。这往往被当作汉字不适合哲学的例证，但在单、复数间保持两可，也就为“诸天下”观念的存续与发展，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这里更一般的问题是理学的性质。近代学术思想或主张理学是中世纪神学性的，或主张其有相当的理性因素，甚至可谓“东洋的文艺复兴”，观点相反，思想前提都是启蒙理性与非理性（神学）的二元对立。实际的思想图景当然不是二元对立的，韦伯与柯瓦雷都明确指出理性与非理性关系复杂，有时接近主辅，有时接近体用，有时干脆就是互为体用。与其探讨天学是否理性、理学（以及易学）是否非理性，不如暂时悬搁理性和非理性的二元划分，直接返回天学和理学、理性和非理性混居杂处的古代思想整体。
古人对粽子的喜爱，不仅体现在祭祀上，更体现在丰富的口味创新中。唐代，“甜粽”在长安盛行，如今西安的“蜂蜜凉粽”就是由唐代官府宴会上的“赐绯含香粽”演变而来。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与体育宣传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高端智库骨干专家、广州体育学院教授曾文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体育具有较强的杠杆效应，以体育赛事表演为杠杆，能撬动城市基建、旅游、文化等，激活体育消费热情，推动体育产业能级提升，而这个杠杆的原动力主要是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
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等)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对多种瘙痒都有缓解作用，其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还可能含有樟脑等物质。
另外一个因素是中、西间的共命运感。廖平、康有为这一代人的显著特点，是淡化夷夏中西之别，甚至视近代西方为华夏典范复现。这种以本文明典范肯定近代世界的做法，实为完全顺应西方世界秩序（甚至殖民秩序），且用西学解“中体”，有“貌孔心夷”之嫌，但好处是不当自己是近代世界的“外人”，把西方种种科学进展，视为“我们”而非“他们”的进展，并直接拿来构想中、西共同的未来。他们对西方宇宙论与天学的兴奋感，可以说就是这种“中西同体”意识以及共命运感的表现。虽然这种“中西同体”可能意味着中国文明特性的消融，甚至政治主体性的丧失，但至少在道理上可以理解——这是把公羊学“远近小大若一”的观念彻底反用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