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字字铿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孩子们要争做民族的脊梁，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建得更加强盛。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奋发图强，做一个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使用价值(财富)生产能力和效率。这一过程是否创造价值？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生产力范畴，其提升影响生产力产出水平，但并不等于全要素生产率直接创造价值。生产要素本身不是价值的源泉，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可以通过提升具体使用价值产出量，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形成实际生产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比较优势，进而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总量。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知识和技术对人工的替代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论断是否依然成立？应当说，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能动的物质变换过程。在生产力各类要素中，人是最具能动性和决定性的，没有人的劳动就没有财富生产活动，也不可能有使用价值生产及价值创造。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知识资本对物质资本产生的替代效应并不表明知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可以成为价值源泉。知识资本的形成和使用仍是人类劳动活动的体现，而且社会生产是极其复杂的分工体系和网络，不能以生产的某一环节表现出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劳动者的替代来解释价值创造日益脱离劳动。因为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分工系统性极大提升，这种系统性建立在社会分工深化基础上，是人类社会总劳动体系决定社会生产，并不是单个环节决定社会生产。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主体是新型劳动者，它由新型劳动者通过各种创新活动而实现。新型劳动者包括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技术工匠等，他们开展的新质劳动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条件下，价值源泉说到底还是劳动创造的，更多地体现为新型劳动者的新质劳动所创造。这一新质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劳动与其他物质技术生产要素相结合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大幅提高使用价值生产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的统一，并不否定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更重要的是，价值范畴涉及的是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其目的在于揭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是否相适应。这是政治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讨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质生产力在自然形态上强调生产力发展质态的先进性，相应地在社会形态上必然要求形成与这种先进性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是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价值取向的坚守和中国化时代化的拓展。
全球文明倡议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要义是求同存异、和合共生，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多元融合、共存共生的文化理念相互呼应，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高度契合。此次会议前夕，与会嘉宾分赴中国多地，近距离感知古老与现代交融的中华文明。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里，“和而不同”的精神跨越时空感染众人；探访湖州安吉，近距离观察“天人合一”的生动实践；在上海洋山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感受开放包容的蓬勃活力……文明是具体的、鲜活的，参访的外国嘉宾表示：“希望从中国这本书中学到东西”“这里有我思考和学习的内容”。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通过文明对话交流思想、分享技术，互相借鉴理念和经验，有助于推动各国共同发展，携手绘就世界现代化的壮阔图景。
“我必须要强调，在中国这样伟大的国家我们旅也能获得积极的评价，这令我深感欣慰。” 达利博尔·亚历西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塞尔维亚第250防空导弹旅因在1999年北约侵略南联盟期间取得的功绩和战果而被授予塞尔维亚国家英雄勋章，这也是塞尔维亚的部队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这一荣誉既是巨大殊荣，也使全旅官兵肩负起通过奉献精神维护部队声誉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在塞尔维亚，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一页页荡气回肠的史诗。
这些年，多次到山西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用好这一机遇”“要有紧迫感”“不要反复、不要折腾，争取早日蹚出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部分企业开始深入学校体制。2019年，莱茵科斯特承接了教育部推广德国先进职业教育的SGAVE项目，已与六七十家高职建立合作，提供人培方案、实训场地建设、教师培训、教材输出等服务。
7月11日电 据中国人民银行微信公众号消息，2025年7月10日，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的共同见证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与埃及中央银行行长哈桑·阿布达拉签署《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关于双边金融合作、推动本币结算及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和数字创新领域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本次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双边金融合作，包括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市场、支付系统等领域的业务交流和信息共享；加强本币结算合作，促进两国经常账户交易和直接投资中的本币使用；加强央行数字货币与数字创新合作，包括信息交换、项目合作等。这一安排有助于加强双方主管领域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为进一步释放两国金融合作潜力创造更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