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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上午，湖南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内，被告席上的衡阳市雁峰区民政局原局长卢雅琴、副局长李湘蓉、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王润生，频频回头望向旁听席。此前，他们因被判犯滥用职权罪获刑。三人不服上诉后，衡阳中院发回蒸湘区法院重新审理。

长芦盐商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受压迫史”。相反，正如关文斌所指出，清政府与盐商之间既有掠夺性的剥削关系，也存在庇护性与合作性的互利关系。这一演变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清承明制的原始积累“掠夺期”。新朝伊始，清廷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盐务经营管理制度，即“包税制”：商人预缴盐税行盐后，获得世袭购买、运输和销售食盐的专营权。此外，初创的清廷更以附加税、纳贡、摊派等形式进行额外税收，缓解迫切的财政需要。商人处于被动应对状态（49、54-56页）。盛清的休养生息期。三藩之乱平定后，康雍乾盛世开始。此时，国家与长芦盐商的关系进入蓬勃发展期。廷清为了维系财政稳定，开始提供“发商生息”、税收减免等“恩典性”财政安排以及户部盐课奏销程序修订等制度性改善，为长芦盐商的发展带来一些机会。此时，商人以“捐输报销”等方式予以回报，甚或是通过行贿来影响国家政策，尽管这些活动多数事半功倍（57-62页）。晚清再次进入掠夺期：道光以后，清廷面对财政危机和外患压力，恢复甚至加剧了对盐商的经济压榨。首先，1810年代铜钱与银两兑换问题使得盐商难以为继。而为了支付河工海防等工程，国家亦不断增加盐价，所收钱文悉数随盐课上缴国库。而太平军和捻军等活动，更对盐斤运销带来毁灭性打击。为应对这些变化，长芦盐商通过走私、行贿等方法在夹缝中求生存（67-71页）。

清代所有商人都在同一个没有成文商法、税制紊乱、银铜并行的帝国环境中经营，但不同的商人对这套“体制”的依赖程度截然不同——有人靠它、有人避它、也有人玩转它。由此出现了三种典型路径：第一种，深度捆绑型。关文斌笔下的天津长芦盐商对国家政策高度依赖，其商业模式与“盐引”特许经营制度密切挂钩，导致其虽富却不自由。在国家财政压力增大时，盐商首当其冲被征榨，堪称典型的“制度型利益群体”。第二种，边缘游离型。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笔下的四川自贡盐商与包筠雅（Cynthia Brokaw）笔下福建四堡的民间印书业者，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图景。他们往往在国家视线之外发展，不纳税、无监管、灵活自主，其市场行为更多依赖于自组织规则与熟人网络。这种“去国家化”的商业生态，使他们在国家干预加强（如厘金税实施）之前，能长时间享受市场自由。令人感慨的是，自贡盐商在18-19世纪上半叶几乎不与官府打交道，既无税也无监管，反而实现了技术与市场的双重突破。第三种，套利服务型。梅爱莲（Andrea McElderry）笔下的上海钱庄，把混乱的银两成色差异和长途运现难题变成商机，靠兑换、汇兑业务致富；清廷对货币主权的放任反而成就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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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月份的午后，酷暑难耐，驾校训练场的水泥地面被晒得滚烫。19岁的大学生方宣婕坐在教练车里，汗水不断从脸上流下，打湿了衣服。她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的标线，按照教练“左打一圈”的指令转动方向盘。这个暑假，像方宣婕这样来驾校学车的大学生数量增多，驾校里随处可见他们年轻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