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建筑保护不是普通的建筑工程，而是要深入开展研究的科研项目。”曲阜市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副主任徐宽受访时表示，没有研究作为基础支撑，古建筑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很难完整地保存和延续下去。古建队正加大全流程科研投入，和高校、职业院校合作开展课题研究。
福州大学香港学生李承熹通过“逐浪计划”，在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为期一个月的实习。这是李承熹第一次深入了解到“一口茶”背后的制茶流程，“整个复杂工序令人印象深刻”。种下一棵茶树，也让李承熹觉得自己与白沙多了一层连结，“这棵茶树让我觉得自己在这边留下了自己来过的痕迹，很有成就感”。李承熹说，自己种下了“常回来看看”的念想。(完)
《亦官亦商》是一本以个案研究为方法、扎根于丰富文献与实地材料之上的重要著作。作者将清代长芦盐商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放入国家建设（state-making）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发展的大框架中，展现出一种远比“恩庇侍从”（clientism）更为复杂的官商互动模型。在常用的明清史叙事里，“重农抑商”几乎成了标签。然而，关文斌以天津长芦盐商为镜，让我们看到了一幅远比标签复杂的历史图景：商人并非被动地“被抑制”，而是在一个缺乏成文商法、税制随意、货币混乱的清帝国框架内，与国家既合作又博弈，最终既成就了城市的公共生活，也暴露了自己无法摆脱的结构性困境。本文在评介此书之余，将盐商案例置于更广阔的清代商人群体中，比较他们面对同一套帝国体制时为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以此回应学界关于“传统中国为何未出现资本主义”的老问题。
关文斌笔下的盐商不是被动承受者，而是在权力结构与制度缝隙中寻求主动性的经济主体。天津盐商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其策略性：首先是文化企业家精神（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盐商通过举办诗会、园林雅集、收藏艺术品，盐商不仅获取了文化资本，更借此打通与官僚、士大夫的社交网络。查氏家族的例子尤其典型：其园林成为学人荟萃之地，甚至赢得乾隆帝亲临赐字，最终助推家族成员进入仕途，巩固了其社会资本（第四章）。其次是以社会服务作为谈判筹码。天津盐商在防洪、修路、设粥厂、助学、组建民兵等方面大量投资，其背后既有儒家“仁义”精神的驱动，更有以此换取社会声望与官府信任的现实考量。尤其是在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民兵的防御作用甚至获得国家正式授勋（第五章）。再次，政治诉求的渐进提升。进入晚清宪政改革时期，盐商不再满足于非正式的影响力，而是直接参与地方咨议局、省级代表会乃至全国性政治组织，要求与官员“平起平坐”地参与财政决策。这种政治诉求的增长也导致了与国家间矛盾的激化，最终在王贤斌案中爆发为“清廷与盐商之间的生死战”（第六、七章）。
2018年9月10日、2019年5月6日，雁峰区处非办给雁峰区民政局发督办函，后者两次均作出未发现夕阳红公寓非法集资问题《情况汇报》。
尽管监管持续加码，但仍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铤而走险，背后原因值得深思。其一，利益驱动机制尚未根本改变；其二，公司治理失效；其三，中介机构失职。更需警惕的是，随着注册制改革深化，部分企业为达到上市标准，造假手段越发复杂隐蔽。如瑞斯康达参与的专网通信虚假业务，通过构建“生产型公司+垫资方”的复杂架构，形成虚假自循环链条，这给监管带来更大挑战。
法院经审理认为，宋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鉴于宋某具有坦白、赔偿被害公司部分钱款并获得谅解的情节，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更荒谬的是，这让作者想起了AI行业的一大骗局——所谓的“自主代理AI”。厂商声称不久后你可以让聊天机器人替你跨网站比价并购票。但这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各大网站不仅没有统一的可读接口，反而处处设置障碍来阻止这种比价行为。这就像自动驾驶汽车的骗局一样：一开始声称能应对复杂人类环境，后来却要求人类改变行为去适应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