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海清：成吉思汗是一位纯粹的游牧统治者，他的思维观念与匈奴、突厥等游牧统治者相类似。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与金的关系就是传统草原游牧人群与农耕定居社会之间的关系，当时蒙古人对于定居社会并无直接施治的兴趣。
这种阅读场景的灵活切换，正成为年轻人的常态。在潮流地标三里屯，多抓鱼循环书店内人流如织。喜欢读书的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魏嘉骏观察到，年轻人把淘书、看书变成了一种时髦的“轻社交”，“周末很多人约朋友一起来，选本书，在咖啡馆区域聊聊天。”魏嘉骏认为，书是媒介，空间是载体，共同构成了舒适的文化休闲体验。
这样的跨区域合作在上海市普陀区很常见。做机器人的徐培麒几乎每天都要和无锡的合作伙伴远程开会，上游的零部件来自常州、苏州，能降低成本；下游的应用则和南通的养老产业园合作，推进康复训练项目。
哈尔滨工业大学为2025级本科新生整体准备的“梦想”礼，以“梦启寰宇”为主题，围绕“宇宙、梦想、小卫星”进行设计。外盒正面用开普勒第三定律，呼应小卫星梦想遨游计划的星体运动定律。
成吉思汗于蒙古高原以外地区的进征，无论是攻西夏还是金，抑或是西征，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抄掠层面，这与他作为第一代游牧统治者的身份相合。至于西征结束之后，成吉思汗再度南下攻西夏、金时是否就已有统一中国的目的？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我在书中对于汉文文献记载成吉思汗留下灭金“遗言”的问题进行辨析，提出些许不同的意见。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南下目标是西夏，灭金是窝阔台的志业与武功。在灭金问题上，元时代有意遮蔽窝阔台而拔高成吉思汗甚至突显拖雷，循着这一思路就可以比较好地理解为何要将灭金战略放在成吉思汗“遗言”中加以彰显了。
您认为，蒙元征南宋时并未有意识地采用“斡腹”即大规模包围的战略，不过事实上，忽必烈是先征服了大理，并且由西向东攻宋，与以往北方征服南方的路径很不一样，应如何看待呢？
“我逐渐理解所谓‘文化交流’，是彼此倾听、相互理解，最终产生共鸣。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却因为共同的‘根’与情怀，相聚于此。在这里，我们学习的不仅是知识，更是责任；建立的不仅是友谊，更是未来的可能。”陈以铭说。
因此在不断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应该同步适度推进税制改革，适度降低名义税率，让企业实际税负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并不会由此减少，进而实现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