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空俯瞰黄土高原沟壑，我们看到了为拦截洪水、泥沙而建的淤地坝。如今，黄河流域已经有5.83万座淤地坝，累计拦沙74亿吨。
为弘扬孝道文化，孙坑村建设了孝道文化园，设置宣传长廊，展示孝道典型人物事迹。这里不仅是党员、退休干部宣讲红色故事、家族文化的“课堂”，也是村民了解国家大事、谈论乡村变化及调解矛盾纠纷的场所。
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机械的静态概念，也不是几种具体的产业与特定的技术类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揭示了先进生产力是如何不断涌现的。具体来看，产业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载体，以资本、劳动、土地、数据等生产要素为最小组成元素。在给定人类社会可用的科学知识条件下，一个经济体的资本、劳动、土地、数据等生产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了该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决定了这些产业所用技术组成的生产结构。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比较优势的形成，为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条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力发展，进而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完善，以及整个社会发展进步。同时需要看到，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一个经济体可用的科学知识是可变的。当给定的可用的科学知识所蕴含的生产力被生产结构充分利用的同时，也需要投入资本、劳动、土地、数据等生产要素，以进行科学知识的研究和探索。这将拓展科学知识范围、深化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这一过程进一步为生产结构升级、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边界。
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发展目标的价值取向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强调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而诞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土壤的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明晰”理论，都服务于维护私有制绝对主导的制度逻辑，其理念渗透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难以解决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导致许多西方国家陷入“贫富分化”的困境。反观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同时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实践路径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到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我国始终将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打破了西方经济学“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断言，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成效，成为我国经济制度价值优势的集中体现。
要常态长效减负，还要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宁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雷阿平介绍，宁德市委建立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今年7月，协调机制出台宁德市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村(社区)工作机制、挂牌和证明事项。“准入清单里没有的事项，上级部门不得随意摊派给社区，必须通过市级协调机制审批。”雷阿平说。
令李博楷流连忘返的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是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和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该馆副馆长曹宏告诉记者：“馆内现收藏有13000余件藏品，其中多为中国考古学各时期典型标本，如旧石器时代金牛山人化石，新石器时代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商代甲骨，山西曲沃天马—曲村遗址及晋侯墓地出土的铜器、玉器等。常设展览包括中国考古教学标本、考古成果等，展品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旧藏和北大考古参与的田野发掘项目，并不定期与合作单位共同举办特展，所有展览面向公众开放。”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基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原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第二，议程设置失灵。新任领导刚上任，却没有提出让民众有感的重大改革行动，欠缺议程设置能力，迄未展现其领导能力，无法主导政治议程，反而任由蓝白“在野”党主导议题引领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