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情节严重的行为。该条款明确规定，犯本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白某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考虑到其具有如实供述情节，故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在达美航空（Delta）的带领下，许多航空公司现在正在与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利用大数据进行价格设定。借助新的监控技术，这些公司利用消费者隐私设定“个性化”票价，从而抬高票价。中文社交媒体上经常有对“杀熟”的讨论，人们发现在航空公司或代理平台上多次搜索后价格提高，晒出不同账户得到的不同价格，但机票定价背后的机制比这更复杂。屡获殊荣的独立调查新闻编辑室Lever的一篇文章（作者Katya Schwenk和Luke Goldstein）介绍了这种“监控定价”。
清代所有商人都在同一个没有成文商法、税制紊乱、银铜并行的帝国环境中经营，但不同的商人对这套“体制”的依赖程度截然不同——有人靠它、有人避它、也有人玩转它。由此出现了三种典型路径：第一种，深度捆绑型。关文斌笔下的天津长芦盐商对国家政策高度依赖，其商业模式与“盐引”特许经营制度密切挂钩，导致其虽富却不自由。在国家财政压力增大时，盐商首当其冲被征榨，堪称典型的“制度型利益群体”。第二种，边缘游离型。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笔下的四川自贡盐商与包筠雅（Cynthia Brokaw）笔下福建四堡的民间印书业者，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图景。他们往往在国家视线之外发展，不纳税、无监管、灵活自主，其市场行为更多依赖于自组织规则与熟人网络。这种“去国家化”的商业生态，使他们在国家干预加强（如厘金税实施）之前，能长时间享受市场自由。令人感慨的是，自贡盐商在18-19世纪上半叶几乎不与官府打交道，既无税也无监管，反而实现了技术与市场的双重突破。第三种，套利服务型。梅爱莲（Andrea McElderry）笔下的上海钱庄，把混乱的银两成色差异和长途运现难题变成商机，靠兑换、汇兑业务致富；清廷对货币主权的放任反而成就了他们。
“五岳归来不看山”，这是老话。如今的“中国游”，让外国游客来了不想走的，可不只三山五岳，更有人潮人海中的烟火情思。从“打卡即走”转为深度漫游，从旅游热点转场古村陌巷。“比起传统的观光型线路，现在的外国游客更会‘点菜’了。”英文导游林悦说。
“我们今年已经卖出至少80万个手持小风扇，与去年相比增长明显。”位于米兰的Mulin进出口贸易公司董事长梅家俊说，“有来自法国的客户一次性订购了好几个集装箱。”
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团队沉醉在这片形成于1.4亿年前的特殊地貌，感叹：“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地质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