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以依法平等保护增强信心。既多措并举，保证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又坚持问题导向，助力民营经济组织拓宽融资渠道，促进解决账款拖欠问题，保护民营经济组织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6.强化科技创新司法保护。既要加大创新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又要遏制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虚假诉讼行为，优化创新创业法治环境。依法审理涉高新技术领域知识产权案件，提升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等科技创新成果司法保护水平。研究制定惩罚性赔偿适用指导意见，完善裁判规则，细化认定标准，切实发挥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惩戒侵权行为、有效救济权利、激励创新创造的制度价值。积极破解专利民行交叉情形下的“一案等一案”问题以及裁判尺度不统一问题，努力实现专利民行交叉案件审理程序衔接和结果协调；会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健全案件审理协同机制，加快推进与专利民事案件关联的专利确权行政程序，促进实质解纷。加大力度统筹知识产权批量维权案件审理工作，通过印发典型案例、指导规范等方式统一全国批量维权案件裁判尺度。
2001年时没人谈论“经济安全”，地缘政治也不像如今深刻影响贸易。而现在，各国都在审视：这对本国的国民经济、经济安全、产业韧性会有何影响？全球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园区完善的配套设施和专业的服务给王威廉留下了深刻印象。王威廉表示，希望利用海南的加工技术和自贸港政策，在此开展贵金属精加工业务，并拓展珠宝首饰贸易。
当然，我不认为贸易会是完全平衡的状态，欧洲也并非追求这一点。中国在制造业领域极为擅长，中国生产的很多产品，欧洲没必要自己再去生产。但在某些领域，欧洲会开始思考：中国出口迅猛增长对欧洲的就业、经济安全、产业韧性意味着什么？这些担忧是切实存在的。
澎湃新闻：您在1998年来到中国，又先后在丹麦驻华使馆商务处、中国丹麦商会任职，可以说您见证了中国经济产业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您观察到中欧在商业合作领域发生了哪些显著的变化？
彼时，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影响下，美国经济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陷入大萧条。时任总统胡佛本意是保护本国产业，却招致全球报复，从而重创美国和世界经济，其负面影响甚至持续至二战。
“有些地区出现了多个国际航空枢纽的格局。比如华南的广州、深圳，西南的成都、重庆、昆明，西北的西安、乌鲁木齐。但与成渝不同的是，西北地域辽阔，西安与乌鲁木齐距离非常远，两个枢纽生态位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