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杰保险柜客服热线号码

　　2025年7月12日，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吉隆坡出席东亚合作年度系列外长会时提出“南海应该构建起新叙事”，即“不要一提到南海就想到摩擦、冲突甚至对抗，而是应想到和平、稳定与合作，这应成为今后南海叙事的主流。”

　　南海叙事本应是南海地区局势的一面镜子，但长期以来，它并没有客观地反映南海地区的真实情况，反而成为域外国家在南海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王毅外长的提议，就是要让南海叙事正本清源，从扭曲的“哈哈镜”蜕变为堂前高悬的明镜，引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合作稳步向前。

资料图：南海风景图。图/视觉中国

　　一、南海的旧叙事无法反映真实的南海

　　(一)南海旧叙事无法把握南海地区局势的总体情况

　　不可否认，南海地区存在世界上最为复杂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争端。而从普遍的经验和历史教训来看，如果得不到妥善地管控，领土和海洋争端往往成为影响地区和平稳定的不稳定因素。由于维护地区和平的共同利益与和平共处的历史传统，中国与东盟国家并没有重蹈覆辙。

　　面对争端当事国非法侵占中国部分南沙岛礁，中国在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基础上，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争议。在争议妥善解决之前，中国始终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的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安全，共同推动南海地区务实合作，共同促进南海地区稳定繁荣。在中国与东盟国家长期共同努力之下，南海地区局势总体和平稳定，中国与东盟国家以南海为纽带，在经贸、投资、安全、海洋环境保护、人文交流等方面携手同行，不断创造共同繁荣的强劲动能。

　　可见，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只是地区国家关系之中极小的一部分。过度渲染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争端，忽视南海地区局势总体和平稳定大局，一叶障目，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和地区局势产生错误的判断，最终带来严重的后果。

　　(二)南海旧叙事过度渲染摩擦“博眼球”

　　整体上看，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处理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时，管控争议、积极制定地区规则是常态，而海上摩擦仅仅是偶有发生。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签署了《宣言》，就通过直接有关当事方谈判磋商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扩大化的行动，增进互信，促进海上务实合作等问题作出庄严承诺。

　　二十余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努力全面落实《宣言》。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海争端当事国建立了海上问题双边磋商和对话机制，已实现同南海当事国涉海机制性对话的全覆盖。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正积极磋商，在全面落实《宣言》的基础上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在中方推动下，“准则”的磋商进程正在加快，已经完成了案文三读，各方对达成“准则”充满信心。

　　而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频繁出现的摩擦，起因是菲律宾不断在南海蓄意挑衅，企图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企图违反《宣言》侵占南沙群岛无人居住的岛礁。中国为维护自身领土主权，维护《宣言》的严肃性，依法采取了必要措施。总体上看，中方保持了极大的自我克制，事态总体可控。在双边外交层面，中国在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基础上，推动达成管控仁爱礁局势的临时性安排。而这些情况，都没有如实地反映在以西方媒体为主导的南海旧叙事中。

　　王毅外长曾引用“皮影戏”的比喻来描述菲律宾和西方所塑造的南海“摩擦和冲突”叙事。他说，“菲方每次海上行动，编写剧本的是域外势力，承包直播的是西方媒体，而戏码千篇一律，就是处心积虑抹黑中国。人们已经没有兴趣再看这出不断重复的闹剧了。”

　　过度渲染摩擦“博眼球”，歪曲基本事实“拉偏架”，不仅无助于解决南海争端，管控热点争议，反而是煽风点火，阻碍地区国家深化互信，破坏南海争端解决的良好环境。

　　(三)南海旧叙事选择性地设置议题，阻碍地区务实合作深化

　　航行与飞越自由是南海地区叙事中常见的议题。然而，与美西方所描述的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不同，南海是世界上航行与飞越最自由、最开放、最安全的海域之一。

　　据统计，每年有50余万艘次商船通过南海，全球货物贸易40%左右经过南海及其周边海峡，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海空通道。在军事活动方面，域内外国家每年在南海有两万余个舰日的军舰和三万余架次的军机活动，数百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及各类演训。

　　虽然南海地区存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但争端总体可控，争议区域也不涉及南海主要航道。而南海旧叙事为了将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与航行自由议题联系，不惜将争端当事国所采取的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的必要措施，刻意解读为航行问题。

　　选择性地设置议题，过度渲染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对所谓航行自由的影响，客观上使真正影响南海航行安全的非传统因素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南海区域岛屿、岩礁、沙洲众多，暗礁、暗沙及浅滩星罗棋布，台风、海雾和海啸等不良天气侵袭频繁。南海航道周边国家及地区发展不均衡，航行安全保障缺乏统一规划，通信、导航、搜救等能力总体偏弱。除此之外，南海地区国家还共同面临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环境治理、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共同挑战和问题。

　　中国与周边国家正积极开展相关合作，但过度渲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影响了地区国家推动务实合作继续深化。

资料图：中国海警船。图/视觉中国

　　二、构建南海新叙事是必然趋势

　　片面强调摩擦和冲突，突出地缘政治竞争的南海旧叙事，既不透明，也不客观。这种叙事偏离了域内国家普通民众对南海问题的基本认知。

　　据调查，超过八成的东南亚民众认为其所在的国家与中国关系良好，超六成东南亚民众担心域外国家介入影响南海稳定，超六成东南亚民众期待推进海洋领域的多元合作。可见，和平、稳定、繁荣才是南海地区国家普通民众的愿景和期望，构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南海新叙事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南海新叙事符合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安全，共创稳定繁荣的共同利益。

　　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

　　2021年，中国和东盟正式宣布建立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为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经贸领域，中国与东盟在电子商务、数字技术等新兴领域形成诸多合作亮点，在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便利人员往来方面取得丰硕合作成果。经贸繁荣、改善民生、推动社会进步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地区局势。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是创造繁荣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是东盟国家的主流声音。

　　2024年6月，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在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真正的安全要通过相邻国家间建立友好关系来实现，“合作是通往繁荣与和谐的唯一道路”。

　　南海新叙事符合地区国家求同存异、以和为贵的共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

　　自古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创造了许多友好交往的佳话。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交往，蕴含着和平、和谐、合作的核心理念以及共建美好家园的期盼和愿望。

　　近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相似的历史经历，在取得民族独立后，这些相似的历史经历、共同的价值追求汇聚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而现在，以南海为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携手共进、和谐共生，是这些传统和精神的延续，也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南海地区的实践。

　　南海新叙事客观反映了地区国家过去20多年的共同努力，其内涵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和平与合作不仅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一般国际法和地区规则的要求。例如，《公约》第123条强调闭海、半闭海沿岸国应在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海洋科学研究等问题上相互合作。

　　与此同时，《宣言》第6条要求各方在海洋环保、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救与协助、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开展合作。20多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海上搜救、防灾救灾、海洋环境保护、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积极合作，取得了诸多实质性成果。

　　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推动海上务实合作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倡导“和平、稳定与合作”的南海新叙事，既是对过去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未来继续善意履行国际法相关义务的保证与信心。

　　三、构建南海新叙事的路径

　　当前，南海局势总体稳定，但仍有域内国家进行单边侵权活动，部分域外国家加强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对南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如何将“摩擦、冲突甚至对抗”的南海叙事，转变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积极南海叙事，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背负“南海仲裁案”的“负资产”，任何转变都寸步难行。

　　因此，排除南海仲裁“裁决”的不利影响，以开放的心态探讨兼具灵活性、合作性、持久性的争端解决方案，以自信心态排除外部干扰，深化互信，是扭转南海叙事的必由之路。

　　第一，客观评估“南海仲裁案”对南海局势的影响，排除裁决负面影响是扭转南海叙事模式的基础。

　　对于“南海仲裁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立场。菲律宾将“南海仲裁案”奉为圭臬，要求中国执行“南海仲裁案裁决”，似乎“南海仲裁案”得到执行，所有南海争端都将迎刃而解。

　　美国等域外国家出于地缘政治博弈的考虑，敦促中国执行“南海仲裁案裁决”，强调“南海仲裁案裁决”在当事国之间的效力，但实际上，美国从未对“南海仲裁案”中的所有结论持明确支持态度，如仲裁庭对121条的解释和适用。

　　还有部分东盟国家，认为部分“南海仲裁案”中的说理和结论可以形成普遍适用的国际法理，用以厘清各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中国认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在明显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作出裁决，越权管辖，在关键的法律解释和适用问题上严重偏离国家实践和《公约》原意，非法无效。

　　“南海仲裁案裁决”作出之后，并没有对南海争端的解决产生积极作用。菲律宾日益采取更具挑衅性的方式和手段企图非法侵占南沙无人居住的岛礁，周边国家单边活动增多，域外国家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南海务实合作难以推进，南海地区规则构建平添阻碍。有观点将这种负面影响归咎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南海仲裁案”的政策，但事实并非如此。

　　“南海仲裁案”的实质就是菲律宾将南沙部分岛礁的主权争端及由此产生的海洋权利争端，包装为不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的所谓岛礁法律地位和海洋权利争端。众所周知，“陆地决定海洋”是海洋法的基本原则，《公约》序言也明确要求“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菲律宾在诉求中提出的很多问题，要么本质就是领土主权问题，要么是必须先解决领土主权归属才能回答的问题。

　　比如，菲律宾要求裁判美济礁、仁爱礁属于其专属经济区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对于包括美济礁和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作为整体单元的主权主张。仲裁庭如果单独裁判这些岛礁的法律地位，认定它们属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部分，实际上就减损了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再比如，菲律宾要求裁判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所谓“传统捕鱼权”，而如果不判断黄岩岛的主权归属，就无法判断黄岩岛附近水域的性质，更无法确定各国在该水域的权利。仲裁庭采用了“假设黄岩岛属于中国”的方式，这种方式本身实际上已经昭示，仲裁庭无法在不判断主权归属的情况下，回答菲律宾所提出的海洋法问题。

　　脱离主权谈海洋权利，看似“巧妙”地确定了中菲在南海的海洋权利范围，实则不然。

　　菲律宾诉求所反映出它提起“南海仲裁案”的真实目的，就是将其非法侵占的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据为己有。菲律宾在“南海仲裁案”后频繁侵闯黄岩岛领海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反映了“南海仲裁案裁决”无法解决南海争议的根本原因。所有争端当事方最关心的就是领土主权问题，解决南海争端并没有捷径可走。规避领土主权问题确定南海海洋权利的范围，只能是一笔“糊涂账”。

　　客观评估“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是要求东盟国家完全接受中国的权利主张和观点，而是只有各方清晰地认识到“南海仲裁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南海争议的事实，才能解决南海叙事转变的心理症结。

　　第二，对外不断释放聚同化异的积极信号，是引导南海叙事的转变的动力。

　　各方在地区规则构建、争端解决方式选择、海上务实合作等问题上，以务实的态度正视问题和困境，以积极姿态创新解决方案，加强对话，不断释放和平、合作的积极信号，才能推动南海叙事向积极方向发展。

　　在“准则”磋商问题上，各方应面向管控争议、预防争端的目的制定地区规则，以开放宽容的心态看待磋商进程。“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之所以面临一些障碍和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各方在适用海域、“准则”效力等重要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在地区规则构建问题上，各方最大共识在于维持南海和平稳定、管控争议。

　　因此，各方应面向这一最大共识，围绕管控争议的目的进行磋商，使“准则”的内容更加集中，并确保不影响各方有关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的主张和立场。这将释放出更积极的、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信号，转变突出分歧的南海旧叙事。

　　外界也应以更开放宽容的心态评价磋商进程，对“准则”磋商保持理性的积极。“准则”不能解决南海所有问题，南海地区规则构建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对此应保持耐心和宽容。

　　在争端解决方式方面，各方应保持开放和耐心，探索具有包容性与合作性的争端解决方式。

　　《联合国宪章》第33条列举了一系列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既有谈判协商、斡旋、调查、调解、和解等政治方式，也有仲裁、国际司法等司法和准司法方式。《公约》也尊重当事方以自行选择的争端解决方式和平解决争议。

　　从南海地区国家的传统和地区国家实践来看，国际司法和仲裁方式未必是解决争议的最佳方式，谈判协商虽然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但却是国际社会在解决海洋问题时的首选方式。因此，各方对于争端的妥善解决，应保持耐心。

　　与此同时，各方对于争端解决方式的选择应保持开放态度，积极探索符合地区国家处理争议传统，且具有灵活性、包容性、合作性的争端解决方式。

　　2025年5月30日，《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在中国香港举行。国际调解院是由中国等19个国家共同发起的、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与对抗性为主的司法和准司法争端解决方式不同，调解作为一种友好、灵活、经济、便捷的争端解决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国际社会运用。

　　在推动海上务实合作方面，各方应扩大合作领域，推动合作共赢。在海洋搜救、海洋环境保护、防灾减灾、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中国与东盟国家还有深化合作的空间。

　　在推动务实合作时，各方应全面落实“不妨碍或阻碍各方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方面主张和立场”这一前提，减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争议对务实合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各国对于油气资源开发等敏感合作问题上可持更开放的态度。

　　2024年11月9日，中国和印尼共同发布《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就在两国主张重叠海域开展共同开发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一致同意设立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遵照双方各自现行法律和法规，探讨和推进有关合作。

　　第三，对共同管控争端、妥善解决争议的能力保持自信，排除外部干扰，是摆脱南海地缘政治竞争叙事的保障。

　　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双边、多边渠道管控南海争议，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东盟国家不断地提出创造性思路凝聚共识。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提出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2014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再次创造性提出解决南海争端的“双轨思路”。这些实践充分证明，中国与东盟国家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争议。中国与东盟国家对此应保持自信。

　　自信是深化互信、排除外部干扰的基础。只有相信自身能力，才能累积互信；只有深化互信，才能有效排除外部干扰；只有排除外部干扰，中国和东盟国家才能真正独立自主地设置南海议题，引领南海叙事向健康、积极方向发展。

　　南海将中国与东盟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与东盟国家应以主人翁的姿态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妥善解决南海争议。只要中国与东盟国家聚同化异，排除干扰，就能够打破美西方主导的南海地缘政治竞争叙事，构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叙事，将南海真正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来源：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微信公号，作者雷筱璐系“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