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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力源科技案形成呼应的，是近期“集中爆破”式执法的系列案件：瑞斯康达董事长因专网通信虚假业务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ST东时实控人因操纵市场获刑六年半，锦州港副总裁被依法逮捕……今年7月1日至8月7日，共有8家上市公司“首恶”被追究刑事责任，罪名涉及欺诈发行、违规披露、操纵市场等。

　　和合共生，让我们推陈出新，培育发展新动能。在天开高教科创园，一系列惠企制度接力落地、一个个鲜活的助企故事接续发生，这里的创业干劲“热辣滚烫”；在天美艺术街区，工业时代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年轻人以街区为画布展开“在地艺术创作”，历史街区在创意激荡中焕发新的生机；在天津机床工业博物馆，一张张机床记录着天津工业的发展轨迹，火热年代的历史余温依稀可感。盘活存量沉寂街区，让“旧厂房”变成“新地标”，让“文化场”成为“发展场”，不难发现，传统韵味为现代发展注入了温度，现代活力为文化传承增添了广度，文化与发展彼此成就、相互赋能。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但新型数据犯罪伴随衍生。近年来，数据犯罪案件呈波动上升趋势，该类型犯罪是指以数据为对象或工具的犯罪，引发的衍生后果较为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结合具体司法案例，此类犯罪具有明显技术驱动特征，技术获得成本及技术运用门槛逐渐降低，非技术人员实施犯罪情形增多，犯罪逐渐呈现职业化、产业化特征。

　　基本金属、建筑建材、地产、钢铁、环保等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板块走低，赤峰黄金、西部黄金、晓程科技跌逾3%；教育、互联网、石油、券商等板块跌幅居前。

《亦官亦商》是一本以个案研究为方法、扎根于丰富文献与实地材料之上的重要著作。作者将清代长芦盐商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放入国家建设（state-making）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发展的大框架中，展现出一种远比“恩庇侍从”（clientism）更为复杂的官商互动模型。在常用的明清史叙事里，“重农抑商”几乎成了标签。然而，关文斌以天津长芦盐商为镜，让我们看到了一幅远比标签复杂的历史图景：商人并非被动地“被抑制”，而是在一个缺乏成文商法、税制随意、货币混乱的清帝国框架内，与国家既合作又博弈，最终既成就了城市的公共生活，也暴露了自己无法摆脱的结构性困境。本文在评介此书之余，将盐商案例置于更广阔的清代商人群体中，比较他们面对同一套帝国体制时为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以此回应学界关于“传统中国为何未出现资本主义”的老问题。

长芦盐商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受压迫史”。相反，正如关文斌所指出，清政府与盐商之间既有掠夺性的剥削关系，也存在庇护性与合作性的互利关系。这一演变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清承明制的原始积累“掠夺期”。新朝伊始，清廷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盐务经营管理制度，即“包税制”：商人预缴盐税行盐后，获得世袭购买、运输和销售食盐的专营权。此外，初创的清廷更以附加税、纳贡、摊派等形式进行额外税收，缓解迫切的财政需要。商人处于被动应对状态（49、54-56页）。盛清的休养生息期。三藩之乱平定后，康雍乾盛世开始。此时，国家与长芦盐商的关系进入蓬勃发展期。廷清为了维系财政稳定，开始提供“发商生息”、税收减免等“恩典性”财政安排以及户部盐课奏销程序修订等制度性改善，为长芦盐商的发展带来一些机会。此时，商人以“捐输报销”等方式予以回报，甚或是通过行贿来影响国家政策，尽管这些活动多数事半功倍（57-62页）。晚清再次进入掠夺期：道光以后，清廷面对财政危机和外患压力，恢复甚至加剧了对盐商的经济压榨。首先，1810年代铜钱与银两兑换问题使得盐商难以为继。而为了支付河工海防等工程，国家亦不断增加盐价，所收钱文悉数随盐课上缴国库。而太平军和捻军等活动，更对盐斤运销带来毁灭性打击。为应对这些变化，长芦盐商通过走私、行贿等方法在夹缝中求生存（67-71页）。

作者称，航空公司监控定价的做法与Uber的策略如出一辙：Uber既会根据司机的行为调整劳动报酬，也会根据乘客的支付意愿调整车费，从而把钱从司机和乘客手里转移到股东手里。今年6月，《卫报》报道了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Uber的“动态定价”系统导致司机收入下降，而公司利润却大幅上升。该研究发现，Uber的“算法定价歧视”提高了乘客费用，并系统性地降低了司机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