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海清：我们要特别注意，成吉思汗作为蒙古第一代游牧统治者，他有自身的局限。游牧人群对外攻击起初多为试探抄掠性质，以劫掠物资、牲畜和俘获人口为目标。成吉思汗于1205年、1207年、1209年三次对西夏的战争都应这样来看待。西夏臣服蒙古的逻辑建立在他们此前与辽、金和两宋的基础上，成吉思汗起初显然对此也认同，获得相应经济利益后，即行撤军离去。1215年，在蒙古攻金一路高歌奏凯的当口，金廷遣使请和，成吉思汗一度想与金达成和约，他对身边将领说道，“譬如围场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独余一兔，盍遂舍之。”成吉思汗当时并不想要灭金，只要能掠夺到额外的经济收入，他的权威就能得到维持。成吉思汗西征时，“百姓只要选择投降，蒙古人就把一名沙黑纳派给他们，持一份塔木花为凭证，然后离开”。
陈艺文也帮助中国跳水队连续第14次夺得该项目世锦赛金牌。她坦言，巴黎奥运会后一直寻找能够激励自己的目标。本届世锦赛获得混合团体、女双3米板和女子3米板三枚金牌，陈艺文说：“这会让我对未来更有信心。”“我不能一直依赖别人顶着我往上走，要从内心再重新找到自己渴望的东西。”她透露，回去将会调整一段时间，随后将全力备战11月的全国运动会。
6月13日9时，国家防总针对广西、福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广西、福建协助指导；新增针对河北、内蒙古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并继续维持针对河南、山东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正在两省协助指导。
另一方面文献倾向性叙述立场又与蒙元时代现实政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有两方面特别值得留意：一是蒙古帝国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窝阔台时代的史事及其后裔的历史，就需要批判性地理解和思考；二是蒙古帝国分裂崩解之后，不同地域出现的史料必定带有其自身特色，由此会出现叙述上的差别。国内外蒙古史学界已意识到这种具有倾向性的叙述立场所造成的问题。如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就说，大部分文献出自波斯和汉地定居社会历史学家之手，他们普遍浸淫着正统观念，会强调拖雷系的正统地位。因此，当引入汉文文献或波斯文文献讨论时均应作反思性的理解。
许子东开玩笑说，“所以，要请在座各位慎重，你拿到了《海鸥》的票，请谁来看，这个是要慎重的，弄不好给你带来‘灾难’，因为它是‘三楼’的水平了。”
“包公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安徽包公研究中心主任许高彬的话，道出这份文化认同的根源——刚正不阿、爱民如子的精神内核，早已超越地域与时代，成为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精神标识。
魏嘉骏很喜欢B站读书区UP主“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他凭借对文学名著的深度拆解与幽默解读，已经收获了百万粉丝。”魏嘉骏说，“有时自己读原著有困惑，看这类UP主的视频像上了堂生动的导读课，再去读就豁然开朗了。”
忽必烈进征大理常被视为蒙古人当时有假道藏区先图大理而后再迂回包抄以捣袭南宋的图谋。李天鸣先生很早就已点出，“斡腹之谋”主要出现在南宋人的议论中。“斡腹”一词的流行始于南宋，时人多用以指称他们猜度中的蒙古军队欲迂回大理、包抄南宋的军事行动。该词也应是从南宋传入向来关注和熟悉“南国”军政事宜的北方士人圈内。兀良合台奉蒙哥谕旨从云南北上，相约次年正月会师长沙。这一军事部署被郝经称为“斡腹出大理”。到元中叶，这一计划又被非历史地追溯到忽必烈经略云南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