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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法治+统战’的双轮驱动，在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中彰显独特价值。”王冠华表示，九三学社新疆区委聚焦法治建设提交的30余件提案，涉及民族地区立法、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不少法律工作者通过政协平台建言献策，推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等法规修订，让法治成为各族群众的共同遵循。

已经加入共青团与反帝大同盟的聂耳当时在上海，直到9月20日才通过报纸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在明月歌剧社工作的同事当天谈到九一八事变时，“总是一些国家主义的观念”，聂耳在日记中批评道：“他们就不知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会来的动机和导火线，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望靠谁解决都是狗屁，什么国际联盟！它不是一样地在想找饮食吃。”

其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9月19日的卯时（上午五时至七时）即收到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于当天上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然而，就蒋介石在9月19日给张学良的致电来看，蒋介石在发电以前尚只是通过上海方面的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尽管张学良在此前至少已给蒋介石发来两电告知。也许是因为蒋介石抵达南昌后，各方发来的电文太多，蒋介石尚未来得及一一批阅；也许是因为各种原因，蒋介石此时尚未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文。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一天的致电与受访中，均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

1931年9月26日是这一年的中秋节，蒋介石听说日本将不接受国联的仲裁，并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下：“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并决定迁都西北。对蒋介石来说，前几天的希望突然落空，这一个中秋节显然不太好过。这一天的中午，邵元冲则在家中祭祖，与蒋介石的心境类似，邵元冲在日记中记录：“前方多难，虽遇令辰，益滋慨耳。”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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