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打银行北亚区首席投资总监 郑子丰：有许多因素支持我们对中国股票的高权重配置，包括外部和国内因素。从外部看，由于预期中国将受贸易紧张局势影响，但实际情况是中国较好地应对了这种情况。从国内看，我们看到了更多旨在稳定经济增长状况的政策，包括最近宣布的新生儿补贴。因此，随着我们进入第四季度，我们相信应该会有更多的政策支持。
第三，新的台行政机构刚上路，即遇上立法机构改革风暴，尚无亮丽表现。再加上若干“部会”状况不少，屡成媒体议论焦点，如台内务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海委会”等。
许纪霖：两代人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自己的理解包括我的经历，让我发现两代人是 “世仇”，年轻一代永远有“弑父情结”。因为父亲一代永远是一个主宰者，儿子一代只有“杀死”父亲，才是他的成人礼，他才能成长起来。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这批学生对老师一代是看不起的，总是要反驳他们，以此显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成长。两代人、两代知识分子之间首先是“世仇”的关系。
“如果当年没有这条由延安经新疆到莫斯科的道路，很多领导同志就无法往来延安与莫斯科，很多药品、很多情报，可能就永远到不了前线。”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买玉华指着一张1939年的老照片说。照片里，周恩来右臂打着石膏，和邓发、孩子们一起坐在办事处门前——他正是经这条“红色交通线”离开延安，前往苏联疗伤的。
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在多个重大纪念场合，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念出他们的英名。
通过建设3150亩马铃薯良种繁育核心基地，推广“甘孜本地马铃薯、沃土5号”等优良品种，发展“庭院经济”基地群，种植马铃薯2万亩、豌豆1万亩。加快建设康北蔬菜保供基地，使之成为集加工、仓储、研发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
上海，从民国到今天都不一样。魔都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接地气，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的时候，上海所谓的知识精英很多都不是典型的学院精英，像吕思勉这些学院精英，因为私立大学工资太低，还要给出版社写一些通识畅销书赚点钱，他们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另外就是报业大王，办各种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和社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比如经济学家研究非常专业的经济问题，而今天有的卖课的经济学家非常有影响力，他把经济学切成一个一个日常生活的案例。这有用吗？有用。好玩吗？好玩。但是它完整吗？它是全部的真相吗？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故事会经济学”，经济学变成了讲故事。而且在故事当中，他好像和他的读者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他好像是一种新的知识共同体，变成了为读者提供情绪价值，变成了理财顾问。这个也是一种身份的转换，这里面整个架构悄悄地就转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