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投资建设工业园区与物流枢纽，同时还为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工业园吸引投资，这些项目为中亚地区的工业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提供了支持。中国还积极参与乌兹别克斯坦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国际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沙夫卡特·阿林别科夫指出，上合国家间的工业合作为区域引入创新技术、实现生产本地化及发展价值链提供了有力支撑。
“实际上就是‘打样’。”李瀚明认为，国泰开航证明了乌鲁木齐机场具备保障顶级航司的能力，会产生示范效应。国泰飞得好，其他国际顶级航司，以及东亚、东南亚的航司都会考虑跟进。除了证明机场的保障能力，也是新疆以此为契机，对外释放开放活力的强烈信号。
10年前，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习主席在主持学习时指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他强调，要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我国2016年组织首批15个城市开展长护险制度试点。2020年，试点范围扩大至49个城市，目前仍在持续扩面。试点地区参保群众近1.9亿人，累计筹集资金超千亿元，支出超过850亿元。试点地区已探索形成基本制度框架，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长护险制度的综合效应正逐步显现。
在刘蜀永看来，香港抗战史研究和推广仍有待深入。他指出，研究香港抗战史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有观点将日军进攻香港后英军的抵抗称为‘香港保卫战’。实际上当时英国政府无意保卫香港，英国首相丘吉尔直言增兵香港的想法大错特错。真正为保卫香港、保卫国家而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当然，也不能说英军的抵抗毫无意义，因为当时中英双方有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
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率30%—70%一般被认为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后期，一些显著特点会集中显现。比如，城镇化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城市发展将转向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并重阶段；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管理能力等不能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求，各种“城市病”有可能集中爆发；等等。总的来看，城市发展方式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将显现，城市边际效用逐渐递减、资源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不断递增。发达国家大都通过推动城市更新、促进存量调整等来应对这些问题。经过持续发展，我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城镇化已经步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2024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4亿人工作和生活在城镇。同时，我国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城市开发强度过高，人地失衡、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大城市病”凸显，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受到影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纠正盲目扩张“摊大饼”等错误倾向，在认识、尊重并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通过提升存量空间效益、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盘活闲置低效用地等措施，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此次西北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同期少见，未来三天陕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请注意防范，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灾害高风险地区。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祖国的独立，就没有港澳的安宁；没有民族的振兴，就没有港澳的繁荣。抗战时期，港澳同胞用行动支持国家抗日；今天，国家的发展为港澳提供了广阔空间。今天的港澳，面对的是经济多元化的挑战、青年成长的期待、与内地更深融合的机遇。无论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是在“一国两制”制度下开拓新局，港澳同胞都需要坚持将命运与国家紧紧相连的信念。国家越繁荣，港澳发展的底气就越足。这既是历史逻辑，也是现实逻辑、实践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