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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本手册其实隐含地讲到了从现代性、殖民性整个运转母体逻辑下探讨的各个方面。后面有谈到美学、经济、依附论，以及安第斯地区具体的经济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还有整体的婚姻与女性主义、性别维度等内容。不过，《手册》整体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

拉美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秘鲁有阿普拉主义提出的“人民的现代化”传统，阿根廷有庇隆主义的传统——今天所有重要的阿根廷政治力量都跟庇隆主义有所牵涉，无论是左翼、中间还是右翼，各种立场的庇隆主义者轮番上台。在阿根廷的案例中，庇隆主义不同潮流的轮换中，出现了原先马克里、现在的米莱这样的右翼领导者，他们或是大企业家，或是极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穿插在庇隆主义传统中交替执政。

　　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所18家，国家级创新平台25家，全社会研发经费（R&D）投入强度位居全国前列。

虽然国内研究者将这个政治现象称为“政治钟摆”，但向左、向右的摆幅不一样：21世纪初，无论是卢拉还是查韦斯，他们都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政策，后来他们本人或继承者在左翼反复执政时期试图捍卫相关做法，左翼的摆幅没有增强。但钟摆摆到右翼时，幅度一次比一次大。在我看来，所谓“激进”倾向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右翼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整个20世纪，左翼是先锋（avant-garde），是战略上的“进攻者”，是人民的“前哨”；但今天，进攻的一方其实变成了右翼，这很值得我们反思。从前，拉美右翼只是在选举中获胜，而现在米莱政府宣判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居家服刑，在巴西，卢拉也曾被判入狱。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左翼在整个政治过程中，新的策略和方式如此有限，处于比较保守的姿态，还有没有新的政治实践方式能够创造出来？

　　反过来看，文化资源也是创新创造的富矿。传统节日之际，节日元素浓郁的周边产品供销两旺；热门演唱会门票“秒光”，小剧场和演艺新空间演出去年超20万场；《哪吒之魔童闹海》《长安三万里》等影视佳作不断涌现……这些消费新风向，正是文化直接创造经济价值的生动表现。

巴迪欧在《世纪》当中揭示了20世纪之于法国不容忽视，20世纪的法国既是政治实验的舞台，也是哲学和艺术的“震中”。相对而言，中国的20世纪和拉丁美洲的20世纪都显得更为暧昧。整个20世纪的尝试对中国和拉丁美洲分别意味着什么？例如阿根廷70年代的激进学生运动，就是一项暧昧的遗产，有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认为这些激进运动引发了政治威权主义。如果我们一直让类似问题处在暧昧不清的状态，那就真的白白错过了20世纪。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试图完成的工作，是重新评估20世纪拉丁美洲和中国的一些经验。

　　2024年，中国31个省会城市间铁路平均通达时间较2012年缩短近50%，中国高铁动车组单日发送旅客可达1600万人次，相当于一个超大城市的人口通过高铁网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