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倡导‘上海精神’，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展现出一种新的国家间相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各国间平等相处、相互尊重。对那些致力于为本国人民谋求最大发展福祉的国家来说，‘上海精神’必然会引起巨大共鸣。”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记者罗曼·齐斯金认为，“上海精神”与各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理念是相通的，是指引不同国家友好相处的一种建设性方式。
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华助中心主任于明表示，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吉尔吉斯斯坦基础设施环境近年来改善明显。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电网改造项目、达特卡—克明输变电工程等接连竣工，为当地能源安全和家庭用电稳定性带来保障；新北南公路的建设便利当地客货运输，其良好路况提高了往来行车的安全性。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主讲“开学第一课：‘一国两制’下的爱国主义教育”。他希望促进香港学生了解国家发展，明白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担当角色，厚植家国情怀。他表示，香港特区政府配合国家教育策略，持续在中小学推广数字教育，巩固中小学生数理科技基础，善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与教，并加强数字素养与技能，正确及符合道德地使用创新科技。
从城市发展目的看，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空间成为一种特殊商品被纳入剩余价值生产体系，城市化的目的仍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是资本驱动的。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细的城市治理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作为城市工作的重头，把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作为评判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准。经过持续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富起来之后更加追求高品质生活，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也越来越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聚焦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才能在提高城市发展质量的同时，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三地由于要素禀赋、城市能级、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城市发展规划中各有“大目标”和“小算盘”，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形成了都市圈一体化的掣肘。
反垄断法在颁布15年后迎来首次大修，第三次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推动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现了国家、省、市、县四级政府审查全覆盖；制定了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等12部支撑法律实施的配套规章……在“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破除地方保护、维护统一大市场的一系列更加健全的制度举措。
疏通堵点，找准“小切口”。以推动企业跨区域迁移和经营便利化为例，如今，安徽实行企业省内迁移“一键直达”；京津冀三地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企业跨区域迁移登记快速办理；市场监管总局在北京等10个省市开展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集中攻关试点，正加快建设企业跨省迁移登记数据传输系统……把好事办好办实，才能让企业更有获得感。
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率30%—70%一般被认为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后期，一些显著特点会集中显现。比如，城镇化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城市发展将转向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并重阶段；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管理能力等不能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求，各种“城市病”有可能集中爆发；等等。总的来看，城市发展方式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将显现，城市边际效用逐渐递减、资源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不断递增。发达国家大都通过推动城市更新、促进存量调整等来应对这些问题。经过持续发展，我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城镇化已经步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2024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4亿人工作和生活在城镇。同时，我国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城市开发强度过高，人地失衡、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大城市病”凸显，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受到影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纠正盲目扩张“摊大饼”等错误倾向，在认识、尊重并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通过提升存量空间效益、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盘活闲置低效用地等措施，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