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梅阐释了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贡献和地位,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历程和伟大意义,充分肯定旅泰侨胞为抗战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强调中方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家统一,愿同泰方一道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续写中泰友好合作新篇章,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张先生说,因为网球人群的增多,网球运动关联经济也更加活跃。球衣、球袜、球包以及打球的各种装备和周边产品,包括网球训练课都在走俏。比赛数量的增加,更是提升了各地运动场馆的利用率。
在刘蜀永看来,香港抗战史研究和推广仍有待深入。他指出,研究香港抗战史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有观点将日军进攻香港后英军的抵抗称为‘香港保卫战’。实际上当时英国政府无意保卫香港,英国首相丘吉尔直言增兵香港的想法大错特错。真正为保卫香港、保卫国家而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当然,也不能说英军的抵抗毫无意义,因为当时中英双方有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
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率30%—70%一般被认为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后期,一些显著特点会集中显现。比如,城镇化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城市发展将转向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并重阶段;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管理能力等不能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求,各种“城市病”有可能集中爆发;等等。总的来看,城市发展方式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将显现,城市边际效用逐渐递减、资源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不断递增。发达国家大都通过推动城市更新、促进存量调整等来应对这些问题。经过持续发展,我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城镇化已经步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2024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4亿人工作和生活在城镇。同时,我国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城市开发强度过高,人地失衡、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大城市病”凸显,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受到影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纠正盲目扩张“摊大饼”等错误倾向,在认识、尊重并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通过提升存量空间效益、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盘活闲置低效用地等措施,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此外,武铁充分利用“清凉”旅游资源,大力推进“武汉+武当山+襄阳”“武汉+神农架+襄阳”旅游计次票,在汉宜铁路加开53列夜间高铁,吸引众多游客前往纳凉避暑,宜昌、利川等宜万线6站累计到达旅客389万人次。其中,利川站到达旅客58.5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苏韵也遇到过买到的学习资料“不值”的情况。有段时间,她对研究生推免面试格外焦虑,连着购买了不同卖家售卖的资料,结果拿到手一看,资料里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类似的。“基本都来自同一个辅导机构,很多内容都是互相‘搬运’的。”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是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所在。发展方式决定城市的发展质量。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城市规模扩大、地域面积增加,同时也产生了城市文脉和风貌受到破坏,城市安全韧性保障不足等问题。应当看到,城市是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做大规模和经济效益,必须统筹城市发展的生产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和安全需要。比如,一个城市如果产业过度集中、功能过分拓展,人口就会过度集聚。一旦人口和经济规模超出当地水资源承载力,就不得不超采地下水,导致生态空间和建设空间比例失调,环境容量就不可避免变少。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就要推动城市发展方式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变,更加注重集约高效,以更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要通过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和空间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走出一条资源节约、低碳环保、质量优先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