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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5省(区)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抗旱救灾各项工作。
在现实中,大型连锁餐饮为了保证质量稳定、提高效率,会在中央厨房完成部分加工,再运至门店加热或二次烹制。应当看到,工业化模式是连锁餐饮追求规模化、标准化的自然选择。它降低了对厨师技艺的依赖,保障了出品稳定性,也提升了食品安全管控效率,具备一定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就应该默认接受。要知道,很多消费者是冲着“烟火气”来的,对他们来说,“现炒”不仅意味着新鲜,更承载着对厨师技艺的价值认同,食材现场转化带来的感官体验也是不可或缺的。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资深网球爱好者张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原来就不好预约的网球场,在郑钦文夺冠后,更不好约了。”他说:“我经常打球的球馆最早预约时间是提前一周的早上七点,但是现在到点就秒没,手一慢就显示预约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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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僻居山西乡下的地方士绅刘大鹏直到9月23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且他当时还以为此事发生于9月19日。这一天,刘大鹏注意到他周围“闻之者莫不惊惶失措”,可见此时民族国家观念之一斑。对于九一八事变,刘大鹏评价道:“军阀只是内讧,并不问蛮夷猾夏,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民国殆将不国矣。”尽管刘大鹏以清遗民自居,他所说也合乎他在心理上的认同,但是所言不无道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的确与国内各方忙于内争,而忽视外部侵略不无关系。中秋节这一天,刘大鹏所处的地方“百物腾贵,达乎极点”,而“今日为中秋佳节,人人皆吃肉食面,人皆叫苦”。尽管原因不同,但是与当时的高层政要一样,刘大鹏的中秋节也过得不甚愉快。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同时,对于外交部对日本方面的抗议,邵元冲指出:“阅其内容,起首即有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等语,尤为贻人口实。”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根据张学良的通电中的“不抵抗”重新向日本抗议。诚如邵元冲所说,在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日本驻华公使的抗议中,的确是说“与沈阳华军冲突”。而在9月20日的抗议中则改为“中国军队绝未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