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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北京7月18日电(记者 刘越)“公司声明当然有真有假，但人只要看过假的声明，就很难相信真的了。”

　　日前，前“娱乐圈法务”、现脱口秀演员孙嘻在某档节目中的表演火了，网友笑称其为“最强嘴替”。诚然，近年来，“律师函警告”成为娱乐圈常态，但声明在大众眼中却越来越接近“一张废纸”，只因“套路太多，真诚太少”。

　　为何娱乐圈执着于发声明？

　　“娱乐圈声明”究竟是什么？

　　根据发布主体的不同，“娱乐圈声明”通常分为艺人声明、艺人公司/工作室声明及律师声明三种形式，声明内容一般包括陈述经过、澄清事实、法律正告三个部分。

　　“娱乐圈声明”的含金量几何？

　　从法律层面看，律师函是专业提醒，司法文书才是终极裁决。“娱乐圈声明”的意义在于提醒、敦促、通知、警告，本质上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只有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等官方机构出具的法律文书才具有法律强制力。

　　既然实际效果有限，为何娱乐圈还执着于发声明？

　　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行业的现实逻辑。当负面舆情袭来之时，公众人物可通过发布声明的方式从而高效地澄清事实、表明态度，其在维护演艺人员合法权益、避免舆论恶意发酵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正向意义。

　　“艺人、公司以声明的形式公开表达法律态度，是在保护己方合法权益的同时，最大程度消除对相关商业品牌、影视版权方等合作主体的负面影响。”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朱晓磊律师指出，艺人作为利益综合体，负面舆论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多方利益。当艺人被曝出负面舆论时，及时针对具有诽谤意义的“谣言”发表声明，澄清事实并表达法律态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给品牌方造成的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在“流量为王”时代，粉丝群体是艺人事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粉丝作为艺人的支持者，无法忍受艺人受到攻击与伤害，而针对负面舆情的公开声明是安抚粉丝的“强心剂”。

　　“如艺人出现负面舆情，而公司不通过维权声明来澄清事实，维护艺人合法权益，那么将面临来自粉丝大规模的质疑，近期也不乏出现粉丝提出工作室/经纪公司不作为的热搜话题。”朱晓磊表示。

　　从“权威声明”到“废纸一张”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原本用来合理维权的声明，近几年在实践中逐渐“跑偏”，降低取信大众的效力。

　　2018年11月28日，羽泉20周年演唱会前夕，歌手陈羽凡被曝涉毒。其工作室上午还在发布辟谣声明，强烈谴责“造谣”和“散播谣言”，孰料下午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的通报便坐实其“因吸毒、非法持有毒品被行政拘留”，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快打脸”。

　　2021年7月19日，“顶流”吴亦凡在社交平台斩钉截铁地否认“选妃”“诱奸”“迷奸未成年”等传闻，宣称：“如果有这类行为，我会自己进监狱！！”讽刺的是，仅12天后，北京警方就发布了刑事拘留通报。

　　2022年9月10日，演员李易峰本人及工作室发布声明，大谈“李易峰三个字应活在作品与社会责任中”，否认“网传嫖娼被拘”。次日，“平安北京”通报：李某某对多次嫖娼供认不讳，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不得不说，明星声明的“跑偏”，首先得“归功”于那些明目张胆的“违法硬刚”。而更隐蔽的信任消解，藏在以春秋笔法“选择性回应”的文字游戏里。

　　网友早已练就“逐字逐句扒声明”的本事：“自愿交往”不代表“没有伤害”，“目前单身”不等于“从未恋爱”，“否认强制粉丝堕胎”不等同于“没有堕胎”。更有甚者，直接用一个没有前因后果的“假”字含糊其辞，为日后的“翻车”留足了解释空间。

　　声明或许能成为部分艺人负隅顽抗的遮羞布，但“狼来了”的把戏玩多了，公众也就不信了，声明也就“废纸”化了。

　　谁该为虚假声明负责？

　　“每一次哥哥撒谎的背后，都会有写声明的人，为他付出道德上的代价。”孙嘻的调侃，道尽了“娱乐圈法务”的黑色幽默日常。

　　“说谎”的代价是什么？朱晓磊指出，若艺人存在违法事实却事先发布“否认声明”，虽然声明本身不会直接加重其违法行为的责任，但这种不诚信行为必然招致强烈的舆论批评，并极可能导致合作品牌解约、行业抵制甚至被封杀的严重后果。

　　“如果经纪公司或律师在明知声明内容虚假的情况下仍然发布，他们可能面临行业监管部门的处罚。但如果其对虚假内容并不知情，仅依据艺人的单方面陈述发布声明，通常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若艺人的虚假陈述给经纪公司或律师造成了损失，后者有权向艺人追偿。”

　　对于声明中常见的“目前单身”等模糊表述，朱晓磊认为，只要存在事实基础且不突破法律框架，通常不构成欺诈，但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姿态必然塑造“不诚恳、不担当”的负面形象，加速公众信任流失。在当今舆情发酵迅速、网络信息留存度高的环境下，一旦声明被后续确凿证据推翻，艺人将陷入极其被动的舆论困境，形象上的重大打击往往难以挽回。

　　“假声明”引发的信任危机，其影响远不止于个体艺人的形象崩塌，更对整个行业生态造成了深远冲击。朱晓磊表示，“假声明”的存在严重透支了公众对明星声明的信任基础。当艺人真正遭遇谣言时，即使发出的是真实的辟谣声明，公众也倾向于怀疑，导致谣言无法被有效遏制，损害后果反而扩大。

　　他举例，2021年，多位艺人遭造谣时扎堆报警维权，正是声明公信力“不服众”的体现。“从艺人、公司的角度，声明不服众，民事诉讼的周期过长，而谣言对艺人的伤害过大，动辄数亿人次浏览量，仅能通过报警的方式来快速表明自身态度。长此以往，维权成本将不断攀升，不仅耗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也可能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律师：法务人员须履行“审慎义务”

　　曾经，某艺人塌房前最后一份错误连篇的声明，被网友嘲讽“律师不专业”。但在孙嘻看来，那可能是同行的“精神崩溃”：他把逗号放在句号后，或许是想悄悄告诉大家——“这句话挺逗的”。

　　无独有偶，日前某演员发表的声明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误写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引发热议。朱晓磊指出，从法律层面看，该律师事务所事后及时更正，笔误无特别影响；但从舆情层面，这类疏忽极易引发公众对艺人、经纪公司、律所的负面评价，影响专业形象。这也警示从业者，发布声明前必须充分审校，避免因细微疏忽招致负面舆情。

　　那么，法务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应如何履行“审慎义务”？朱晓磊表示，针对不同事件，法务人员的审核义务程度不同。譬如艺人被指吸毒，即便当事人否认，法务人员也可通过技术手段验证，只有获得权威部门的检验结果后，才能据此发布声明；而对于只有艺人本人知晓的私生活内容，法务人员应要求艺人签署承诺书及笔录，在其承诺内容真实、愿负法律责任的前提下，才可发布相关声明。

　　同时，朱晓磊坦言，这种核实机制有一定效果，能初步筛查内容真实性，但漏洞也客观存在，若艺人刻意隐瞒只有自己知晓的内容，核实机制便可能失效。因此，他建议，行业需探索更稳妥的声明形式，例如通过援引生效法律文书或鉴定结论增强说服力，对私德争议不贸然定性，改为公示维权进展并表达“相信司法公正”的态度，而将法律结论的定性主体交给司法机关。

　　若艺人坚持要求发布高风险声明，律师是否有权拒绝？朱晓磊强调，律师执业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相关规范，对违反法律法规、违背职业道德的要求，有权且应当拒绝。尽管拒绝可能引发当事人不满甚至解除委托，但坚守法律与道德底线，才是律师良性发展的基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