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文蒋介石一度的乐观类似,蒋作宾亦认为日本“其败必矣”,并认为国联与美国的干涉卓有成效。然而,9月26日,蒋作宾得知国联否决了派员来东北调查的提案,对此他认为:“日方可谓大占胜利。吾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为洋员利用,又被国联秘书厅操纵。”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即有人对外交手段不抱有希望。9月22日,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蒋廷黻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讲演,他认为治标方面,唤起国际同情不会有什么效果,宣战则必败,唯一能做的只有抵制日货了;治本方面,“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蒋廷黻所言的确切中后来的发展态势——外交失败、对日军侵略一再忍让,国内经常抵制日货,蒋介石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白坚武亦认为“急初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
白彦花西站候车大厅整体以浅灰和棕色为主色调,通透的采光与现代化的金属质感相融合,与站房设计理念相呼应,展现出大气沉稳、现代灵动的风格。
9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决定在23日全国下半旗纪念国耻,并在南京举行市民大会,同时上海市民大会主动拒绝日本对长江洪涝灾民的赈济。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央大学举行的南京市全市党员大会上,讲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时,下面有人讥讽蒋介石言过其实。于是,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自己“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听说此事的邵元冲则在日记中评述道:“中有一人稍施讥弹,(戴)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
文创产业要实现健康发展,必须摒弃“赚快钱”的逻辑,回归对文化本身的深挖与理解。这意味着:要投入时间钻研文献、习俗与文物背景,理解文化符号的源流与精神内核;要注重现代设计语言与实用功能的结合,避免徒有其表的“贴图式文创”;更要敏锐捕捉时代情绪,将产品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容器”。
不过,此次美联储未选择更大幅度激进降息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通胀的考虑。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年通胀率攀升至2.9%,达到今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鲍威尔提到,“我们必须在关注通胀的同时高度重视充分就业。”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生张祝南表示,大学阶段的学习以理论知识积累为主,而进入技校后,课程更聚焦于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与实际问题的解决,学习重心从“知”向“行”转变。
从100家央企的精准布局,到创新成果的“满天星”态势,国有资产的质量更优、“家底”更厚,这印证着一个朴素真理:质量比数量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