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分析中文学习可能遇到的学习难点之外,苏英霞也指出了中文的“易学之处”。比如,在语法方面,中文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个特点有时候会给学生理解句义、分析句子带来困难,但也有学生会觉得有便捷之处,因为省却了记忆大量的动词变位的功夫。比如‘你是’‘我是’‘他是’,虽然主语的人称不同,但动词没有变化,都是‘是’,英语则要对应不同人称分别用‘are’‘am’‘is’。再比如,中文中的名词不分阴阳性,也没有单复数形态变化,比如,一个人、两个人、很多人,人的数量有变化,但名词‘人’不需要加复数标记。”苏英霞说。
霍晋明生于1960年,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除了1940年在山西出生的大姐,另外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及他自己都在台湾出生长大。通过长辈的零散叙述,他拼凑出父母从山西迁至台湾的经历:父母两家世居临汾乡间,两人婚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在前线邮局工作的父亲经历了忻口战役的炮火,身怀六甲的母亲跳入深坑躲过日本侵略者的追捕,历经艰险,夫妇二人在山西“临时省会”临汾吉县克难坡安顿下来,又遭遇瘟疫袭城……
“我们的装备处在什么位置、什么状态,如果不能实时掌握这些态势,指挥员在战场上的决策就没有依据。”刘先锋介绍,为了贯通运输投送保障链路,他们致力于研制一套芯片、算法、技术方案全部国产化的系统,用于掌握装备实时动态位置,在遂行物资前运、医疗保障等任务时,能够全要素、全时段、全地域实现态势监控。这次阅兵训练场上使用的辅助训练和考核系统,就是实战化应用之一。
随后,“河灯寄梦·欢歌资源”文艺演出在资江畔上演。当地民族歌舞、传统戏曲与现代创作交织,延续了河灯歌节的传统习俗;压轴的河灯漂放环节,数万盏手工河灯被缓缓放入资江,顺流而下形成蜿蜒光带,宛如“水上银河”。“每年都会带着孩子来放河灯,这是我们资源人的传统,也是传承文化的方式。”带着全家前来参加活动的市民张先生表示。
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我看到了陈纳德将军第一次来中国调研时用的护照,上面写的职业是“Farmer”——农民。也读到了他在1937年3月来中国之前给弟弟写的一封家书。家书里他已经预料到自己之后在中国的工作会影响历史。正如之后陈纳德将军那句流传甚广的话所言:“等到最后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这不仅是他的承诺,更是他生命的注脚。
陈政高于1970年担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员;1978年任大连海运学院团委书记;1982年任辽宁省大连团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1985年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1988年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常委、副区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1997年任辽宁省省长助理;199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2003年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我国科技界在科学教育课标制定、教材编写、教学实践中的参与度还很有限,科技界和教育界的考核评价导向很不一样,人员流动存在障碍,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大差距。”郑永春认为,科学教育需要科学家和教育家的合作,目标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创造能力,教什么应该由科学家主导,怎么教则应由教育家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