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蜀永研究香港史40余年,现任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他表示,看到罗竞辉受邀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电视直播画面中有人介绍他是华南游击队香港老战士,感觉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场面。“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中,实力最强的是东江纵队。我个人认为,这体现出国家对东江纵队历史贡献的肯定,对港九大队香港抗战的重视。”
对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魏子晨来说,《在太行山上》并不陌生,这是他的指挥课作业。但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作为分指挥为这首曲子挥拍,指导老师告诉他,要用不一样的情绪,那是胜利者的情绪。
方激的外公是著名抗日将领赵炽,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副官长,参加过淞沪会战。方激对记者说,外公为国浴血奋战、舍生忘死,这份家国情怀,“是我们家人最宝贵的财富”。
在湛江赤坎,抗战老战士徐师达与家人一同观看九三阅兵直播。97岁的徐师达1928年6月出生于广东化州,1945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他曾担任地下游击小组的交通员,在枪林弹雨中穿梭送信。抗战胜利后,担任湛江电影机械修配厂厂长等职务,为粤西地区电影放映事业贡献了青春与智慧。当铿锵有力的步伐声响彻云霄,当一支支威武雄壮、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方队在荧屏中出现时,徐师达十分激动,他立即抬手敬礼,并饱含深情地说:“我感到,我们的祖国非常伟大!”
“刚开始治理时,到处都是沙丘。风沙大的时候,人只能蹲着,不然沙子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疼。夏天干活炎热,光膀子得晒掉一层皮,新皮长出来又接着晒,又掉一层,一年至少掉两层皮。”项目负责人宫宏斌回忆起施工的艰辛,仍感慨不已。“种树更是难上加难,流沙里树苗很难存活,我们只能种了死、死了再种,反复尝试,才换来如今这满眼的绿色。”
点开这些指纹水杯的详情页,记者看到,其宣传卖点在于,能够通过专属指纹锁,让孩子喝水更安全。页面明确标注,不仅喝水需指纹解锁,拧盖加水、清洗时同样需要。
这一场伟大胜利,这一段在血与火中凝结的友谊,让来自法国的贝石涛,感动着也自豪着。他的父亲贝熙叶医生,曾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的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中,各类问题复杂交织。伴随战争的发生展开,一方面,我们党总结抗战以来的教训经验、估计当前和今后战争的态势环境,明确全民族抗战的紧急任务、分析国际形势各种变化,我们从怎么看和怎么办等角度理出思路、提出对策。另一方面,我们党着眼哲学、历史等向度,分析问题产生、矛盾形成、认识发展等内在机理,构建起对问题更深彻的思考和认知。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认真地研究历史”,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6]。正是在一系列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指导下,我们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各方面动态有了精细把握,为针对性解决难题、形成对策提供了科学指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把作风建设、学习改造、调查研究同正在做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党解难题办实事的意识和本领大大提升。时代是出卷人,民族复兴征途上各种难题不断显现,要求必须推动工作方法、思维方式等同时代发展相适应。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从解决问题、走向胜利的鲜活历史中汲取好方法好思路,把明情况、解难题、谋实招、务实效作为工作推进的重要着力点,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步、呈现新气象。